当记者告诉张鸣这个故事后，这个同为大学教授的学者愣了半晌，从嘴里挤出了一句话：“这真是时代的悲剧。”

　　“我不希望何念把《资本论》搞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东西。”

　　沙叶新，是中国第一个将马克思真正搬上话剧舞台的剧作家。同张鸣一样，经历过那个相同的年代，他对费明君的故事，颇有些感同身受。

　　1939年生人，1963年开始从事话剧创作，作为中国话剧界的重量级人物，沙叶新曾自言，自己的话剧生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挨批，得奖；再批，再得奖。”

　　1983年，正值马克思逝世100周年。那时，也正值文化部前部长周扬提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面貌”，于是，沙叶新创作了话剧《马克思秘史》。

　　在剧本中，沙叶新创作了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形象：被房东追讨房租、靠变卖典当物品度日、和夫人燕妮吵架、向好友恩格斯借钱……

　　沙叶新告诉记者，《马克思秘史》上演后，观众的反响极其热烈。许多观众称，自己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有着常人的缺点与烦恼，而不再是那个“居于庙堂之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化了的神像”。

　　不过，这出话剧却受到了媒体与评论界的围攻，许多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亵渎”，“一个伟大的革命导师，怎么可以被塑造成这个样子？”甚至还有评论称，沙叶新是“举着马克思的旗帜，反对马克思”。于是，这出话剧在演出了十余场后，迫于压力，便不再上演。

　　多年以后的今天，沙叶新向记者回忆起这一幕。他认为，《马克思秘史》恰恰暗合了那个时代呼唤人性回归的需要，而那些围攻的言论，他也能够理解，毕竟，在“文革”过去没多久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心灵上的阴影，还远未散去。”

　　而同一时代的诗人尚仲敏，也写过一首名为《卡尔·马克思》的长诗。在诗句中，诗人这样写道：“(马克思)叼着雪茄／用鹅毛笔写字／字迹非常潦草／他太忙，满脸的大胡子，刮也不刮”；“他没有职业／到处流浪／显得很矮小”；“他写诗，燕妮读了他的诗／感动得哭了，而后便成了最多情的女人”。

　　有评论称，这样的诗句，反映了“新时期作家告别了‘文革’等极左思潮的阵痛，也预示着摆脱高台教化的定势，探索自身道路的开始”。

　　但在沙叶新看来，2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话剧的观众群体，还是承载功能，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的后辈何念正在筹备的话剧《资本论》，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倒也“心中无数”。

　　毕竟，“当年的观众，都是公务员、知识分子，他们忧国忧民，时刻在思考这个国家的前程。可现在的观众不一样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快，信息丰富，时间匆忙，话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娱乐的要求，他们更容易接受一种愉悦的感觉。”

　　“我不希望何念把《资本论》搞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东西。”沙叶新笑道：“我更希望是一出喜剧，当然，不是搞笑或者戏说，而是在欢笑中获得思考。”

　　“我只想把它做得更好看些。”

　　不过，对于何念来说，费明君和沙叶新的那个年代，似乎有些遥远了。这个自言“对资本论懂得一半的一半”的年轻人，也正在犯愁，该怎么在话剧舞台上，表现出自己心中的“资本论”。

　　“我只想把它做得更好看些。”他笑道。

　　在何念的构想中，这个剧本的情节要放在一家企业里，在故事里，所有员工都发现了老板的剥削，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

　　然而，如何对待剥削，员工的反应很不一样：有人愿意被企业榨取，被榨得越多，越显得自己有才能；有人揭竿而起，公司是垮了，但他们也都失业了；也有员工联合起来，用智慧共同对付老板……

　　而表现的形式，会有多种多样，“时下流行的漫画、音乐剧甚至拉斯韦加斯的舞台秀，都会被引入到这出话剧里。”

　　至于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何念也“并不是太担心”。剧组特意从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聘请了几位经济学教授，作为话剧的顾问。

　　这几位教授告诉何念，从经济学上来说，“资本论”早已经是被世界主流经济学家边缘化和淘汰的理论了，今天的学者，更多是将其作为“社会学”范畴进行研究。

　　“现在是和谐社会了啊。”在电话里，这个年轻人的语气显得很轻松：“理解了‘剩余价值’，也并不是为了宣扬什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推翻这啊那啊的，那都过时啦。”

　　而何念更关注的是，这场经济危机之下，失业率攀升，许多企业都在减薪裁员，那么，“年轻人怎么样在企业中寻求自我价值？个人怎么在企业中寻求更好的发展？企业怎么给个人更好的空间？这才是年轻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啊。”

　　不过，还是有人担心，毕竟，马克思和《资本论》，曾代表了某种严肃的政治符号，一旦上演后“有人不满意”，引发的批评与责难，他该如何面对？

　　“这是个很公开很自由的时代了，无所谓啊，大家把问题放出来讨论，不要上纲上线，要就事论事嘛。”他回答。 (林天宏)

　　(实习生王蕾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