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正式会议上的较量

　　4月13日晚9时，国共双方的和谈代表团于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

　　在勤政殿内，一排长桌放在大厅中间，两边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边后侧各有3张小条桌，是双方记录和列席人员的座位。会谈前，国民党和谈代表都已经看过并在内部讨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预感到谈判形势的严峻。

　　第一次会议，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一个详细的说明。在明确战争的历史责任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明确这个责任。”关于惩办战争罪犯，这个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最敏感的问题，周恩来是这样说的：这一条分两款，一款是规定在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在惩办原则之下，给予宽大待遇；第二条是关于日本战犯。南京国民政府放走了日本侵华战争最大的战犯冈村宁次及其以下260多名的日本战犯。“对于这种措施全国人民异常震怒。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在签订协定以后，由政府要回来重办。”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他先是对中共方面给予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周到接待表示感谢和敬意。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条款进行了陈述。主要分三个部分阐述：一是(草案的)“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能酌加删节。”二是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机构整编委员会问题。张治中认为，中共提出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认为军队改编的第二阶段，应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联合政府下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这一事项，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这点实应考虑。三是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而在第十九款中规定：南京国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若是如此，“岂不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这点我要重申刚才所提同样的理由，认为不相宜，请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再加考虑。”发言最后，张治中十分感慨地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这次中共在战争中胜利，可说已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同人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

　　在讨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过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了40余条意见，中共接受了20余条。4月14日，周恩来和张治中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4月15日晚7时，中共代表团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达南京政府代表团。

　　4月15日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先由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的要点，亦即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之点加以说明。周恩来强调指出，《国内和平协定》不仅吸收了各位大部分的意见，而且也采取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士的建设性意见，最后由中共代表团定案，是不可变动的定稿，“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尔后，周恩来郑重地宣布，谈判以4月 20日为限期，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4月20日为签字日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

　　在这次正式会议上，张治中也作了较长的发言，发言说：“在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张治中还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

　　张治中看了一眼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中国有一句古话，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感到光荣……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加以原谅”。

　　张治中发言时，周恩来耐心倾听，聚精会神。周恩来和张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挚友。黄埔军校初办时，张治中就进了黄埔，后任黄埔第四期军官团团长，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那时开始就与他共事。二十多年来，周恩来对张治中为人公正、厚道，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为祖国的和平事业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不回避谈出自己的意见。对张治中的发言以及“个人感想”，周恩来不能同意，他当场表明了态度。周恩来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的人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