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者的矛盾心情

　　当被问到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时，黄纪苏笑了。

　　“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这些词，这么多年来已经被极端化了。一说民族主义，你就是专制权力的打手。”

　　再追问，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讨论方便——你说我是，我就是吧。

　　王小东没笑。“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张晓波称他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因此“偏于激烈，对不同的观点，马上要反击”。

　　对内政的愤懑分散了人们关心外部世界的注意力。30年前，街头巷尾的中国人闲聊的主题是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如今，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个人的财富和政治权利以及国内的治理。当爱国情绪遇上国内问题，前者的注意力会迅速发生转移。“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相遇和转移。在火炬传递中爱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因为三鹿奶粉感到自己“很傻”。80后的“爱国情绪被三鹿奶粉事件所体现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却让你打了一闷棍”。

　　尽管提出了“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但“长期搞民意调查工作”的王小东承认，“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确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高兴’是可以转变的“，他写道，“同样是‘火炬一代’，先前维护了我们的国家，转过来他照样可以不维护你。”　　

　　13年前，美国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头号“说不”对象；13年后，美国仍然是《中国不高兴》中最让人“不高兴”的对象。这是可以想象的。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即使过去了13年，在这两本书的作者们看来，中国发展的“外患”并没有解除；美国主导的游戏中，有一个主题始终是“遏制中国”。

　　一本政论类的新书，要想达到《中国可以说不》的销量，恐怕是很难的事情。民族主义的言说很难像13年前那样激动人心。如果仅仅是批评美国，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阅读期待。

　　尽管认为“把民族主义当作民主的对立面”是一种“偏差”，而“为国家利益言说的时候”已经到来，宋强也感到言说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因为“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是高度重叠的”，宋强感到，“一说民族主义，就把自己放在了打手的可疑的位置”。

　　他转而抱怨中国知识分子用灰暗的情绪影响了国民的国家认同，让国民对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比如，当2007年中国用导弹击落了一颗废旧的气象卫星，人们因为不能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技术含量”，丧失了激发民族热情的良机。

　　军事专家宋晓军将这种漠不关心的症结归之于“文艺腔”。这个词在《中国不高兴》中反复出现多次，虽然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

　　“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宋晓军写道，“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宋晓军在一篇文章中说。

　　“大目标“是《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个关键词。经过王小东的解读，这个词的意义被锁定为“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热切希望，这个“大目标”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然而，当张晓波目睹他的一位无钱治病的邻居只能“拉回来等着”的时候，他沮丧地承认，“一个沮丧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共识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副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一个没有共识的、沮丧的社会，在张晓波看来，正是中国的“内忧”所在。

　　当然，作为一本书，解除“内忧外患”的药方已经给出。宋强、王小东、黄纪苏在不同场合对此进行了阐述，一言以蔽之，用宋强的话说，“以外取促进内政清明”。

　　当被问及这种思路是不是一种扩张主义时，王小东激动起来，“中国这还没有扩张呢，你就怕了？那美国怎么可以扩张？凭什么呀？”

　　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也许是矛盾心情最少的。“今天中国人没什么不高兴的，都挺高兴的，至少比美国人高兴”，他似乎并没有生活在张晓波所说的“沮丧的社会”，而将沮丧情绪看作媒体塑造出来的事物:“媒体逆向种族主义情绪最厉害。你们夸大了自己的情绪，然后拿这个当作民众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