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生意

　　如何让五个思想有分歧的作者整出一本畅销书，是张晓波面临的挑战——2008年，他为了策划这本书找到黄纪苏的时候，黄对他说，如果只是谈反美，只谈国际格局，不谈内政，他对做这样一本书并无兴趣。

　　在出版业内，张晓波已经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资深人物。他既帮助王小东出版过《天命所归是大国》这样鼓吹民族主义的著作，也为著名作家马立诚出版过一本《交锋三十年》，这是一本鼓吹自由主义改革的通俗历史作品。马立诚因为写作《对日关系新思维》，提倡中日关系“超越道歉”，被宋强在《中国不高兴》里当作“民族虚无主义”的标靶大加鞭挞。而马立诚当年也批评《中国可以说不》“思想混乱”，并将王小东命名为“小农思想家”。这些都没有影响张晓波和他的合作。

　　这一次，张晓波终于还是说服了这些作者，把他们拉到度假村，漫无目的地谈了三天话，然后把录音整理成文，由宋强修订改定，成就了眼下这本书。这些工作听起来很平常，因此有人把这本书看作是毫不出奇的商业行为，认为书中的内容仅是精心炒作的情绪宣泄，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在张晓波和宋强的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这本书连《中国可以说不》都不如，不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许纪霖也是王小东的“逆向种族主义说”的批评对象。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媒体人士熊培云则称，这本书只是一堆经过商业包装的“有害情绪”。

　　这种说法很可能低估了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的这13年中，中国人集体情绪中的某种变化。

　　年龄和观念的关系很难确知，但《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常常提到的“80后”，对这些问题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在申述民族主义主张的时候，似乎大多数60后——宋强的同龄人——和70后看上去都对此缺乏热情，至少在宋强看来，1996年的花似乎到2008年才结果。

　　经历了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7年反日游行事件，到了2008年，在西藏骚乱和奥运火炬传递这两件事中，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的确表现出了新的国家意识。“火炬一代”和“鸟巢一代”的命名，并不是空穴来风。民族主义者显然更容易在“80后”甚至“90后”中找到知音。

　　宋强把奥运火炬传递中中国青年学生的表现称作“新爱国主义”，认为“有理由载入现代中国人精神历史的史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史册”。

　　他曾经引用过一位“80后”女孩“林子”的文章，里面说，我坚持相信，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情感、最有勇气的思想，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冷酷无情、野蛮贬义，特别是当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出自中国人之口的时候，会倍感伤怀。

　　我见过这个活泼、聪敏的女孩子，当她恶作剧的时候，和她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她那种“倍感伤怀”的情绪的确与众不同。

　　在她看来，“民族主义的初衷是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能够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不至于流离失所，生活愉快不至于悲苦哀愁，依靠自己不至于受人所制”。

　　当然，这个感人的初衷其实不是民族主义独有的。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起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母题。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主要不是有人背叛了这个初衷——尽管在王小东看来，事实正是如此——而是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不同的理解和设想。

　　思想的偏颇的确无处不在。有些人只愿意看到一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定义的美国，不愿意承认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中有现实和冷酷的一面，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策错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痛苦，不肯承认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时而危及到民主和自由本身——有些人则将不幸全部归咎于此。

　　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忠实于真相，还是依顺于自己的情感，永远是艰难的选择。

　　要把思想变成生意，方法之一是将其简单化，从而变得更有号召力。一个愤怒的民族主义者痛感原有的世界格局限制了本国的国际空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当他把自己的国家没能够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完全归咎于此的时候，就迹近煽动。事实上，缺乏限制的政府权力、贫富分化和腐败行为让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成就显得异常脆弱。中国也一样。中国需要面对这些现实，并且尝试优先去解决它们，崛起才能获得更加稳定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