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请愿时，还出现过警察诱捕请愿代表时昭涵的事件。只是由于学生警惕性颇高，诱捕未成

　　除了上述干扰和破坏，在请愿活动进行当中，警察厅还派人查访请愿代表并企图逮捕他们。档案中就记载有一个警察诱捕请愿代表时昭涵未遂的故事。

　　8月28日，清华学校学生时昭涵与50多名同学一起到总统府门前请愿，他随众人被警察围住并被带到天安门后又被人群挤了出来，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捕，他觉得自己没被捕对不起同学，就向弹压巡警说：“请将我枪毙或是用刀杀了我，为是以谢同学。”巡警认为他有精神病，把他送到仁民医院诊治后释放了。但第二天，警察厅突然又下令逮捕他。

　　30号凌晨5时，京师警察厅刑事所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巡官平保带领前往灯市口青年会等处，一路由巡官冯致和带领乘京绥环城路火车到清华园，寻找缉拿他。

　　冯致和等到清华学校后，先找到熟悉的学校守卫、巡长李文彬打探情况，然后又派巡长高兴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一封假信，去学校号房查询校内有无时昭涵其人，“当有该门房茶役王姓诘问来意，巡长遂伪说系高等师范学校堂役有要函面见。当经该王姓查看宿舍号数以便传达，巡长遂偷眼看视，见系该时昭函住一百三十一号”。后一行4人在门房茶役的带领下，在宿舍找到了时昭涵，当时宿舍内还有其他二人。

　　据档案记载，“巡长遂欲邀时昭涵到宿外谈话，该时昭涵并不出舍，遂云有何事不妨直说，此皆我之同道人。巡长欲伪说学校有何事项，又恐有露马脚之处反为不美。遂告冒充学校以便见着先生，好说原委并告之”。于是，高兴旺又伪称自己是仁民医院的茶役，继续骗时说因为拾到28日他出院时丢失的马褂及零碎物品请他去领取，等等。在编造了种种理由并进行了各式表演之后，见时仍不为所动，他们便又换一招，希望时能送他们出校门，“出离该宿舍希其送出以便软搭，不意该时昭涵并不相送。”见时就是不中招，他们又动起了其他主意，但“访悉该学校势力甚大，其该校附近多系美人侨居，并无小店及可容身之处，其较最近距该校为海甸街清和镇两处，惟距该校约有五六里之遥，若在该校内外软搭访传颇为不易，必至酿出事端，反为不便。测思非俟该时昭涵至城内时再为直行传捕”。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西直门等候，俟时昭涵进城时向其寻隙打架到区涉讼，以便送厅”，但“候至五时余，该京绥路火车末次来到，其时昭涵并未来京”。他们无功而返，这次诱捕也就无疾而终。

　　-今天我们在阅读这些90年前的请愿书时，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当年仁人志士们那一颗颗为民请命的心

　　在京师警察厅有关第二、第三次请愿档案里，收录有这两次请愿的请愿书、大量请愿代表的自供状和书信。今天我们在阅读这些90年前的请愿书、自供状和信件时，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当年仁人志士们那一颗颗为国尽责、为民请命而澎湃跳动着的心。

　　在第二次请愿书中，代表们痛切诉求：“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屠毒，草菅人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廿世纪民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蛮横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请我大总统振作乾纲，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

　　在所有的自供状里，北京代表俞劲的自供状颇为特殊。他写有两份，一份写于被捕的第二天——8月24日，一份写于被审讯的8月26日。在24日的自供状里，俞劲写道：“山东马良蹂躏人民事出，北京各界大为愤怒，马良以山东人民为爱国运动无扰乱治安之举，何竟目为土匪而下戒严令？马良以中国人而唱中日合并，是所将亡于日本。此种国贼，何能容忍？含恨久矣。”在8月26日的自供状里，他又说：“向我们若处在真正之法治国内，请愿当然依照法律手续办理，但处今日之中国，其国会议员及省议员是否真正可以代表民意，明眼人自必深知我言之痛心，实不愿再说了。”而在前文提到的《国民自救》稿里，他更是呼吁：“我们拿我们的组织来一方面对外，一方面还要监督政府。时机到了，就是拿我们的组织来替代政府也是可以的。”

　　在警察厅截留的所有信件中，数天津代表易守康的最具“大”无畏气概。他在8月29日写给天津北洋法政学校霍心田的信中说：“本月二十三号各界代表大出发请求见大总统，地方警官不大愿意，交涉了好大功夫不得大好结果，代表大哗，秩序大乱，警官大怒，将弟等大家逮捕。弟等大喜，大大方方的入了警察厅的大拘留所，关在大特别室内，其中有三个大炕，两个大方桌，十来床大棉被窝。到夜间点一个大煤油灯。居了不多日子便得了大病，就是因为大肚子里有大火，不能出大恭，现已大愈，祈大哥勿念。弟大前日欲看报，警官不大赞成，弟等出大力的要求，始得稍悉国家的大事。每日读各报馆大主笔的批评，读到痛快的时候便大笑，伤心的时候又大哭，好像大疯子一样。前日过大堂，弟大辩，审判官心中大觉撇拗，故没有大好的判决。弟大乐，渴了喝大叶茶，饿了吃大米饭，困了睡大头觉，虽不大享福，亦不大受罪。此入狱后之大概情形也。”短短的一封信里，竟用了43个“大”字！

　　而烟台代表于克源写给祖父的信则充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思想：“孙此次来京为山东戒严事，亦即为中国事，为我家事，绝不至畏首畏尾，甘弃我国民之天职。上不愿负国家，下亦就不甘负大人之栽培也。”

　　-在请愿队伍中，还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的身影，包括周恩来在天津的同事郭隆真、马骏等

　　在请愿队伍里，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英雄人物，如郭隆真(五四期间曾和刘清扬、邓颖超等一起筹备成立了有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后来还与周恩来、邓颖超、马骏等成立觉悟社)和马骏(天津首批共产党员之一，1927年曾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党部书记兼组织部长)等，档案中也留下了有关他们的一些内容。

　　当年的郭隆真是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在档案中她的名字为郭龙真)，在第二、第三次被捕请愿代表名单中，都收录有她的鼎鼎大名。据管易文(关锡斌)所写的《五四时期参加赴京请愿活动的回忆》一文，在8月23日的请愿中：“徐世昌闭门不见，一直相持到晚上。我和郭隆真登上三座门旁的栏杆上，对总统府大声疾呼，叫徐世昌出来。”档案中并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晚，警察“将男代表王醉生等二十三人引致东厅，并当场知照女代表等先行回寓，而该女代表郭龙真等四人仍尾随到厅，称愿与男代表共同听候裁决”(这4名女代表分别是郭隆真、刘清扬、孙雅平和佟惠媛)，其英勇无畏的气概可见一斑。第三次请愿被捕后，郭隆真在自供书中大义凛然地说：“我系直隶大名县人，年二十五岁，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现经天津各界联合会举得我为代表，至我代表请愿的事情，我前次到案时已经说明，我此次来京系与前次来京宗旨一样。我到警察厅来是总监把我请来的，别人不能问我，就是问我，我亦不能说。” 她的这种态度，可以在一份警察厅致京师地方检察厅的公文中得到佐证，在审讯中，“女生郭龙真并向承审员声言：汝非吴姓，无权问我。其势汹汹，出言蛮横，似此当场侮辱，殊属目无法纪。”当局对她无计可施、恼羞成怒的心态在文中一览无遗。

　　马骏是当年第二次请愿斗争的学生领袖之一，他领导了8月28日晚声势浩大的请愿斗争并被捕，档案中也留下了一份他被保释后写的具结书。

　　如今，见证过五四爱国浪潮风起云涌之地，早已是车水马龙，一派祥和，而记录着请愿斗争活动的档案，将会永久地保存下去。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90年，但它掀起的革命风雷似乎还在神州大地上空激荡，它提倡的“民主、科学”口号也还在人们心中回响，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无私奉献、努力奋斗。

　　◎本版撰稿　方立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