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也从不以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自居

　　五四青年的精神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敢作敢当的精神。1947年，北平学联将北大红楼后面的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5月4日晚，北大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主持会议的同学首先请我祖父讲演。祖父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他回忆起五四当天被捕后，许多同学到警察厅自愿陪同他们坐牢的情形：“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是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五四当天，各学校有32名学生被逮捕。从当年北京警察厅的审讯记录中看，32名学生当中，没有一人在审讯中供出参加游行同学的名字——他们每个人都是敢作敢当的好汉。

　　1919年5月27日，受北京各校学生委托，祖父与黄日葵同学南下筹备第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5月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工商各界在西门公共体育场集会，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祖父参加了大会。当万余名与会者得知我祖父是五四当天被捕入狱的32名学生之一时，“群为鼓掌，表示敬意”。

　　面对热情的群众，祖父冷静而沉重地勉励大家说：“郭君为国而死之目的有二：甲、取消中日合约，收回青岛；乙、惩办卖国贼。设吾人不能继烈士之志并力求达到目的，烈士英灵有知，必且追悼我辈。” 十天以后，曹、章、陆三人被罢免，国务总理辞职，五四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祖父却并不满意，他也从不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自居。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半年之后，祖父登上博尔多斯号法国邮船，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祖父晚年时曾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公公的一生，爱国有心，但无成就。

　　三次怒摔处分牌，他是全北大最让陈独秀恼火的学生

　　祖父告诉我，在他接触过的历史人物当中，最敬佩孙中山和蔡元培两位先生。中山先生是永远向前的人物；而如果没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就没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们是青年的表率。

　　祖父十分景仰中山先生，但是并不盲目崇拜，他敢于在中山先生面前发表不同的看法。1919年8月，我祖父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一起到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访他，不想门卫对他们说，总统今天不会客。祖父对门卫说，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不是求见总统的。

　　在客厅落座后，中山先生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肯定，他同时认为学生要掌握武器才能对付北京政府，并表示愿意向学生提供五百条枪，把学生武装起来。我祖父大胆地顶撞了中山先生，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在于全国各界的群众被学生发动起来了，而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问题在于太倚重武装斗争，没有充分地发动民众。

　　虚心听取了我祖父的大胆直言后，中山先生表示希望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这次谈话令我祖父对于中山先生更加敬佩。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上，有学生当面批评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中山先生对此报以掌声并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被我祖父尊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我祖父与陈先生之间还曾发生过一场误会。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先生来校任教并担任文学院长。陈先生上任后开始整顿校风。他听说我祖父的班上有人经常旷课，由别人代为签到，非常生气，决定给予处分。但是，他把应该受到处分的人误记到我祖父、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祖父告诉我，他这个穷学生，学习十分努力，课余时间也在教室或者图书馆看书，因为那里有碳火盆取暖，有油灯照明，怎么会旷课呢？所以，当有同学到图书馆告诉他，学校布告栏有处分他的牌子时，祖父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没想到，处分牌真的挂了出来，看看一边愁眉不展的俞平伯、杨振声，祖父按捺不住冲了上去，把牌子从布告栏摘下来，狠狠摔到地上。陈先生听说处分牌被学生摘下来摔坏了，以为有人阻碍他整顿纪律，遂命人再挂上一块。祖父听说后又跑到布告栏前，再次把牌子摘下来摔碎，还气得大喊：“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陈先生不甘示弱，命人第三次挂起了处分牌。

　　按照北大的校规，学生连续三次受到处分就要被开除学籍。事情传到蔡校长那里，他对陈先生说，这个学生敢于两次摔坏处分牌，其中定有原因，我们是否先调查一下再处分他？经过调查，果然这三个学生是冤枉的，陈先生才收回了成命。

　　我相信，通过这件事，陈先生与我祖父这对性情刚烈的师生都从事情本身和蔡先生那里受到了教育。陈先生与我祖父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举行集会欢送我祖父赴法勤工俭学，陈独秀与李大钊先生还莅临集会发表了讲话，陈先生在讲话中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