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19日夜晚，冰雪包围着齐齐哈尔，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已经蹲守了两个多月的日本宪兵队终于抓住了张惠民谍报案的主要领导人张永兴，以及张永兴的胞弟张克兴。《我的忏悔》这本书的作者土屋芳雄，正是参与抓捕张永兴兄弟的日本宪兵之一。这是一张令人心碎的照片，当年日本宪兵抓到了张永兴兄弟后，为了获得一张战功佐证，残忍的逼迫张永兴的妻子、儿女与他们合影，这里前排是张永兴的妻子和五个儿女，后排右三即为土屋芳雄。

　　土屋芳雄，1933年考入日本宪兵队，历任上等兵、伍长、军曹、曹长等，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在前苏联服了五年劳役后，被移交中国政府处理，1956年，被宽大释放回国。随即参加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开始从事反战工作。然而，就是这个放下立即反战的日本宪兵，突然报出了张惠民谍报案的一个惊人内幕。

　　根据这个书里面的说法，张氏兄弟先后都叛变了，首先是他的弟弟叫张克兴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他哥哥张永兴的藏身之地，然后张永兴在敌人的软化政策之下，投靠了日本人，供出了我们组织的全部情况。

　　书中这样写道：我把张的弟弟五花大绑捆上之后，带到北门警察所，并立即和宪兵队取得联系，一到宪兵队照例是施用水刑，企图逼他交代张惠民的下落及间谍网的情况，来个一网打尽。通宵反复用刑，直到早晨六点钟张的弟弟脸色苍白，已奄奄一息，最后说了救救命吧，为了让哥哥逃跑我去报的信，哥哥乘今早7点的火车去哈尔滨了。

　　张克兴，张永兴胞弟，共产国际情报特工，在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担任发报员，1937年1月5日与大哥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枪杀，牺牲时年仅26岁。在土屋芳雄的书中，不但有弟弟张克兴供出哥哥张永兴，并亲自带领日本宪兵逮捕了张永兴的情节，甚至还有张永兴主动投靠了日本人的详细描述。

　　张永兴原是安东中学教员，45岁，长得非常健壮，这可是个棘手的家伙，我们照例先用水刑，但是几个小时下来，所有刑具都用遍了，张永兴却哼也不哼一声，好像他已决心一死，于是在我的提议下改变手法，进行软化工作。首先我们把张永兴的妻子抓来说，你若同我们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然后把他假释回家，可怜的五个孩子什么也不懂，一看到离别好久的爸爸回来，马上扑到爸爸怀里撒欢，这样过了五天，张永兴对我们说夫子情谊胜于一切，我决定投靠你们。

　　按照土屋芳雄的叙述，张永兴兄弟最终是投靠了日本人，他自己由于逮捕、审讯张永兴兄弟有功，还受到了司令官东条英机的特别嘉奖。土屋芳雄和这本书的出现，让张永兴的后人非常震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杀父仇人，以及他书中有关环节的叙述，让他们不能理解。

　　张永兴的外孙金焰回忆道：他说这事根本不合逻辑的，日本人抓获我姥爷这样的一个情报官，这么高级的情报官员，他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也非常希望我姥爷为他们工作的，如果我姥爷为他们工作和他们合作的话，他怎么会把我姥爷杀了，这是根本就讲不通道理。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张永兴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张阿丽，当年父亲被捕时她还在母亲怀抱中，才八个月，另一个叫张艾琳，父亲去世时她十二岁，由于疾病张艾琳已经丧失了记忆，但是一直保留在她身边几十年的这个日记本，向我们讲述了70多年的血雨腥风：1937年1月5号，有个伪警察来到我家，他说是偷偷来告诉我们，我的父亲和五叔已在今天被日本宪兵队枪杀在齐市郊外白塔附近，他告诉我们可以悄悄地去收敛尸体，母亲听到这一噩耗痛苦地昏倒了。

　　父亲牺牲十一年后，即1948年春天我已经长大，在医大念大学，王兴让叔叔去齐齐哈尔出差，我跟他去了齐齐哈尔白塔附近父亲就义的地方，找到了他和五叔的父母，当时嫩江省民政厅派了一个连的战士挖出父亲和五叔的棺材移葬到当时正在修建的西满革命烈士陵园里。

　　王兴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王兴让先后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第二商业部副部长等职。

　　1932年，张永兴结识了在北平西郊区委任共青团书记的王兴让，于是经王兴让介绍张永兴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经王兴让等人的同意，张永兴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1948年王兴让得知张永兴牺牲的消息后，亲自把烈士遗孤接到家中抚养，并积极努力地通过组织把张氏兄弟的遗骨安放在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