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放，笔名方文，解放受使用名刘进中。佐尔格在中国期间的主要助手，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放遇到了当时家住北平的老同学张永兴。

　　张永兴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还正在沈阳，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而对于国民党消极抵抗心怀不满，所以他曾经到深山老林里组织抗日义勇军，张放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就对他说愿意介绍他加入国际的抗日组织，张永兴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一口答应。

　　按照佐尔格的指示，张放在北平、东北等地，有先后三次秘密约见了张永兴，并对张永兴进行了严格的考察。1932年底的一天，张永兴突然接到通知到上海接受任务，随后他即与中共党员张树棣一起前往苏联接受培训。一年多以后，从苏联回来，两人同时被派往齐齐哈尔建立代号为波波夫的情报站，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无法知道张树棣的下落，更无从搜集到他的照片。至于这次上海会晤，由于当事人都已故去，至今已变成了永久之谜，我们只能从张放的回忆录中找到这样几行文字，我和他只谈过三次话，就完成了三部工作，在这次谈话不久，经佐尔格批准，他就到上海接受革命任务。

　　1934年春天，张永兴和张树棣两人从苏联受训回来后，通过熟人在很短的时间发展情报员30多人，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他们根据日伪的军事设施分布状况精心设计，对情报点做出了非常巧妙的布局。首先，他们选定在兵营、仓库、武器弹药库、机场、车站等军事设施附近的场所，开办鞋帽店、水果摊、旅馆、烟草行、养鸡场等，以做生意做掩护，每位情报员各司其职，负责监视自己选定场所内的日寇活动情况。被称为“圈地谍报”。 ：其次，情报组根据苏联情报部门的指令，命令一些情报员主动到日军兵营内参加修建宫室或运输垃圾的工作，趁出入部队之机从垃圾场或焚烧场捡拾纸屑获取情报，或从库房窃取文件，这种混入敌人兵营里，从事情报工作，被称为“渗透谍报”。 另外，以《民生晚报》记者做掩护的两个情报人员，经常借采访之名，到底游山玩水，搜集各地的军事情报，被称为“移动谍报”。

　　1936年初，驻守在哈尔滨的日本特务组织发现了漂浮在齐齐哈尔上空的神秘电波，由于没有查出无线电台的准确位置，齐齐哈尔街头警笛日夜乱叫，逮捕抗日战士的囚车也时常呼啸穿过。“北大营”不时有抗日志士被日军杀害。此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各个提心吊胆，气氛异常紧张。

　　恰恰在这个时候，张永兴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火速到苏联汇报工作。于是张永兴携带大批日军极密情报，偷越边境，来到了苏联。

　　令张永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到苏联，他在齐齐哈尔东县情报站被日军破获，拍去接头的交通员失踪了。

　　1936年11月4日，张永兴秘密回到齐齐哈尔，但他远远地遥望见自己的住处时，果然发现有几个陌生的身影在那里晃来晃去，他不动声色悄悄地走开了。

　　17日晚，张永兴利用交接班的时间，从后门俏销溜入家中。

　　女儿张阿丽告诉我们：我爸爸回去了，回去他不是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安全，就是想要转移那个电台，收发报机和那个小库房里还有几百份文件，情报他想把它转移走，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敲门了。

　　1936年11月19日，战斗了两年零七个月，曾让东条英机不寒而栗的代号为波波夫的齐齐哈尔东县情报组终于停止了工作。一同北部的八名反法西斯情报战士他们的名字是陈国华、乔两枕、周奎群、张克兴、张永兴、王海曼、谭继忠、蓝月宣。

　　这个叫“北大营”的地方，曾是齐齐哈尔宪兵队屠杀中国抗日军民的刑场，1937年1月5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张永兴等八位抗日志士就是在这里被枪杀的。人们无法想到，就在“北大营”的枪响过五十年之后，这个参与逮捕抗日情报人员张惠民等人的日本老兵役土屋芳雄却报出了一个张氏兄弟叛变投敌的情节。

　　在日本帝国的旗帜下，1931年11月，从小就梦想有一枚军功章的土屋芳雄应征入伍，自愿编入日本陆军满洲独立守备队，两年之后的1933年，土屋芳雄考入了日本宪兵队，驻扎在中国北部城市齐齐哈尔。

　　1936年11月19日土屋芳雄在齐齐哈尔中央路一个秘密情报点，亲手逮捕了齐齐哈尔东县情报站的领导人张永兴，但是由于一同逮捕的几位中国人，坚决否认与情报工作有关，使这个案子一时陷入了僵局。为了有所突破，宪兵队开始了又一次疯狂的搜查。

　　根据土屋芳雄自述，他在搜查逮捕张永兴的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还特意给他颁发了嘉奖令，东条英机兴奋地称：“这一次行动是为关东军的防谍谋略对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之后，据土屋芳雄讲，他还赢得了所谓“特高之神”的美称。

　　就在土屋芳雄在中国的领土上打开杀戒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横行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这时候土屋芳雄33岁。日本战败后，土屋芳雄在齐齐哈尔市被苏联红军俘虏，并压往苏联境内强制服劳役。五年后，土屋芳雄和969名日本战犯一道，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度过了六年的牢狱改造生活。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的感化政策深深触动了侵略者的心灵，使在压的日本战犯留下了悔罪的泪水，他们纷纷坦白承认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在那里，土屋芳雄第一次给中国人下跪。

　　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第一批275人进行了宣判，让土屋芳雄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也在其中。

　　在结束了13年的宪兵生涯和11年的牢狱改造之后一直认为自己会客死他乡的土屋芳雄终于踏上了回家的归途。当时，他泪流满面。

　　1984年，土屋芳雄的忏悔录在朝日新闻山形县版上开始连载。1987年他的自传，《我的忏悔》在中国出版。

　　1987年，中国北部城市齐齐哈尔由于原日本侵华老兵土屋芳雄的一本书打破了以往的平静，50年前，日本关东军的张惠民特大谍报案已开始倍受关注，虽然有关方面没有就所谓“叛徒问题”公开表态但是一个消息却不胫而走。国家有关部门要对张永兴兄弟的办案卷宗重新进行审查。

　　1945年8月8号,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并很快歼灭了日军最大的精锐部队关东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就是攻占虎头要塞。虎头要塞是日军在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之一，工事十分坚固，防卫十分严密。但似乎苏军对这个要塞十分的了解，一边浇汽油，一边火烧，整个要塞很快就塌了下去。短短时间内，1600多名日本守军就全军覆没，只有53人逃生。虎头要塞之所以很快的被苏军攻陷，据说与张永兴兄弟提供的准确情报密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