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黎强逐渐得知，在川调室的各科中，第三科(党派科)最重要，因为它掌管着中统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中统把被秘密逮捕或“短促突击”后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又悄悄地放出来让其回到原来的单位或地方去，定期向中统特务机关汇报情况。而这类人员的名单、地址或单位、通讯联络方式等有关材料，就是所谓的“特情”。

　　这个“特情”材料中，还包括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中凡是可以向中统提供有价值情报的人员名单。三科科长叶申之，原是共青团绵阳地区书记，叛变后投向了国民党，此人年轻，头脑灵活、点子多，深受川室主任孙云峰的重视。这批“特情”材料，就是他当三科科长后亲手建立起来的。叶申之把这份绝密材料锁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则随时都拴在他的皮带上。除了孙云峰，这份“特情”是绝不示人的。

　　1946年3月，从川调室抄送省特会的一些内密材料中，黎强发现中统对尚未正式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谁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等等，都一清二楚。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于彤，陈于彤要他一定想办法查出埋藏在组织里的内奸，并说组织上对一个叫陈景文的人有所怀疑，希望他能在中统的情报里得到证实。

　　在得知三科的工作内容之初，为了从叶申之处获取一些重要情报，黎强就采取了主动与叶申之接近的办法。他利用中统内部的行帮关系，和叶申之共同策划发起在中统各期训练班的年轻学员中成立了一个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砥砺学行、热爱工作”为宗旨的“青年互砺社”，并争取得到了川室主任孙云峰的支持。互砺社的成员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叶申之吃喝嫖赌样样喜欢，他们都知道黎强有兼职，收入多，就经常让他付费。为了拉拢这些特务，与他们建立“感情”，黎强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拿钱供他们娱乐。甚至叶申之开房嫖妓，也经常是黎强为他付钱。

　　一次茶余饭后，叶申之对黎强说了心里话：“李兄，干咱们这一行是上下里外不讨好，我又是从那边(指共青团)过来的，今后十分危险。而且现在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我想到政府田粮部门去谋个差事还实惠一些。你熟人多，能不能帮兄弟这个忙。”

　　黎强心里一怔，心想你科长当得好好的，又深得上司重视还不满足，想走。好，那我就尽量成全你吧，把你这样精明的特务调离中统机关，党也少一分危险。于是，他装着思考的样子说：“熟人倒是不少，田粮部门的关系也有一些，不过这事得慢慢来。”他想暂时把叶申之稳住，好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1946年4月初的一天，黎强以到田粮部门有了眉目为由，请叶申之喝酒。叶申之心情愉快，想到就快要离开这危险的行当而去田粮部门大把捞钱了，不由得和黎强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起来。不多一会儿，许多白酒下肚，叶申之已是酩酊大醉、满口胡言了：“李兄，这次全靠你了。苟富贵，勿相忘……”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叶兄，你有点醉了。我扶你回去休息吧。”平日里早就练就有酒量的黎强此时虽然也脸红筋涨，面如关公，醉得不轻，但他头脑却十分清醒：一定要趁今天这个机会，把“特情”档案搞到手。

　　迈着踉踉跄跄的步伐，他俩也不知是谁扶着谁，回到了纯化街中统机关叶申之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叶申之就从皮带上取下钥匙打开保险柜，拿出他视为绝密的“特情”档案，递到黎强面前，不无炫耀地说：“不是吹牛，只有我才建立有这批特情材料。我到田粮部门后，要移交的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这次我能去田粮部门，我一定向孙云峰推荐你来当三科科长。”说着说着就醉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机不可失，黎强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打开“特情”档案，迅速地翻阅，果然发现有陈景文和几个打入中国民主同盟的特情人员的名字。在记住这几个人的姓名之后，他急忙把叶申之连推带搡地叫醒说：“这东西我不看，你不是要移交吗？快放好锁上，等我接收以后再看。”

　　黎强马上把陈景文等人的情况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南方局组织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主动断绝了与陈景文等3人的联络，通知与他们3人所认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撤离成都。

　　国民党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是党、政、军头目的汇报，乙种是特务头子的汇报，丙种是特务机关搞党派工作的科组长汇报。丙种会议就由“省特会”一组负责召集。而一组组长(即中统川调室主任)孙云峰却从不去“省特会”办公，副组长杨浩也不常在。实际上一组工作就由黎强这个主任干事在主持，每次丙种会议都由他负责召集。于是，他便将每次汇报会搜集的各种情报都抄录一份给陈于彤。“省特会”秘书室搞的《快报》以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会发的《情况通报》等文件中有关重要情况，他也要设法摘录一些交给陈于彤。由于黎强抄录的材料多，字写得很小，他怕陈于彤看不清楚，还特地买了一个放大镜送给他。精明的黎强在如何将这些情报巧妙地送到陈于彤手中的方式上，也想了很多办法：有时他将情报放在挖空的烟卷里，有时放在煮熟了的鸡蛋或点心里……

　　到“省特会”一组上任后，黎强发现该组的各种档案十分混乱，为了从这些档案中发现有利于我党的情报，他提出需要进行清理，孙云峰就责成由他负责，这正合黎强的心意。于是，他安排了好几个内勤人员按照他的要求将这些档案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作成线索目录表送他审查。通过翻阅大量档案和审核内勤人员送上来的线索目录表后，黎强了解到抗战以来国民党中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逮捕和掌握的人员有上千人之多。被捕人员在狱中的表现，哪些坚决，哪些动摇，哪些叛变自首，哪些中共人员还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所有这些情况，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分期分批地交给了陈于彤。

　　“省特会”一组主管情报工作，全省上下各特务机关的情报，基本上都要经过该组呈上转下或相互交换。这对黎强随时了解各种情报十分有利。一次，在国民党中央汇报会下发的《情况通报》中，他发现上海静安区的中共党组织已被中统上海机关全部掌握了，处境十分危险，他便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了陈于彤。隔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在《情况通报》中看到：“上海静安区奸伪负责人×××……由于我监视过严，俱已逃匿。”此时，黎强心里明白，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情报，挽救了这个区的党组织。

　　黎强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的同学陈天赋，当时在成都华西大学读研究生，陈天赋与陈于彤抗战前在上海就认识，黎强从军统抄送“省特会”的材料中发现陈天赋已被注意，他立即通知陈于彤让陈天赋马上转移，离开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