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退让: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对此，松室孝良在向关东军述及“中国官民”的状况时，以十分愉悦的心情写道:“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对于华北地区的一般官吏，该情报更是入木三分地分析道:“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他们“大都采自卫主义，维护自我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统治华北的地方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也“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民之状况。国家之存亡，民族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部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故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吾等由福州事件之已成效果，及此后全华各地当局之一再退让事实，即可证明。”对于中国政府的一般下级官吏，松室孝良更是讥讽道:“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顾家忘国，甚至甘心祸国。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集团之欲望解决，他若国事民生，则一概不顾。”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松室孝良仍坚持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之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而对于那些能识国家民族之大体，持保家卫国之决心的民众，松室孝良则认为他们“均属于被压迫的阶层，无米难炊，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以及中国社会的这种情形，不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便利，更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壮了胆，打了气。松室孝良最后竟得意忘形地写道:“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可获。”

　　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承认，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潜伏着一股巨大的反日力量和情绪，这种力量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与领导，就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心腹之患。所以松室孝良在情报中又告诫关东军及日本政府:“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切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正因为如此，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日本帝国在侵华过程中，“应采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气节之实干分子”;“对华工作，应以击破大的对象，维护小的对象，以分散其实力之集中，增加其彼此之疑嫉”。

　　全面侵华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战意志是坚定的。早在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红军积极整训，组成抗日先锋军，并于1936年初东渡黄河，以实际行动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和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一开始就感到: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其最大的障碍和心病。

　　松室孝良在其情报的《共产党与共产军》一节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 “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的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系污蔑红军东渡黄河之举——作者注)，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鉴于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无能，“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于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军之前锋，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形成、发展与充实，实“为帝国之大敌”。不仅如此，松室孝良还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还有可能引起日本本土及占领地朝鲜、满洲等地的不安和恐慌。因为“帝国工商发达，早成劳资对立状态，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发生缩减生活或生产过剩，定有失业之恐慌，极易受共党之煽惑。此外，小农阶级、兵工分子之向上，满鲜民族之穷困，均为共党可乘之机会。”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当时中国社会作了长时期的调查，对各方情形看得清楚，分析透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必然要遇到的两支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松室孝良更是用了相当的时间、精力去调查、对比、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官吏和军队，松室孝良认为日军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一言可获”。但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松室孝良则小心谨慎、高度重视，以不能理解但又十分钦佩的语言，在情报中写下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看法和评价:“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须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由此，松室孝良预言:“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为此，松室孝良建议日本军队及日本政府，若日军与共产党军队相遇时，应采取“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的方针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