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的具体方法: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

　　在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之后，松室孝良在秘密报告中向关东军建议，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应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一、日本浪人有日本帝国及其军队作后盾，他们既“敢作敢为”，又对日本帝国效忠。“帝国之威望，皇军之威力，已深印入中国官民之脑海，故我帝国军民之在华北活动者，殊少遭到辱害之情形。大部浪人之不法活动，中国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国官署抗议。因此，浪人之活动非常有力，愈益显示中国官府之苟安与无能，增加民众对官府之怨恨与失望。”二、“正当日人，洞悉中日间之纠纷，顾虑其生命财产，不愿对华进出以冒危险，或进出亦限于都市，不敢作不正当之事业”。而日本浪人“无家室之累，有敢干精神”，可以“充分的利用汉奸，通力合作”。“此种浪人，既受帝国之庇护，当然对帝国誓忠，故能迭有所命，虽死不辞。帝国即放纵其行动，中国亦无取缔之勇气”。三、假如个别日本浪人在中国活动不力，或因活动出格而引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也可以藉口“莽民”，将其监送回国。这样，既无碍于日本帝国的威望，中国政府对之也是无可奈何，不了了之。

　　正因为在中国使用日本浪人有如此多的好处，所以松室孝良认为:在已完全为日本控制的东北三省，所有的日本浪人及其活动，已不需要，均应“全部取缔”。但对尚未被日本控制的华北诸省来说，不仅不应取缔日本浪人的活动，反而应大大加强。为此，松室孝良建议关东军:速将日本本土、朝鲜及东北三省的日本浪人，全部移至华北，使他们在少数军警的庇护下，去干那些正当日本人和军警不敢干、不愿干或不能干的侵略活动。这样，日本帝国就可以逐渐“培养为帝国先锋之浪人，使深入华北内地作特殊之活动，吸收各地亲日分子，以为帝国消灭华北实力派之羽翼”。

　　在采取何种方式实施对中国的侵略上，松室孝良也作了缜密的分析与计划。他主张“鞭策华北，使其官民对帝国怀普遍的恐惧心”，同时“以走私贿诱手段，作当地官吏性格之试金石”。松室孝良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比较强硬的对日措施，但这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并无多大的实际效果。例如国民党当局针对日本浪人疯狂走私活动所采取的缉私措施，松室孝良视为“一人撒米万人拾”的拙举，感到“可怜亦复可笑”。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告诫日本政府和军队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倘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能够采取断然的强硬措施，日本帝国再猖獗、凶狠，“亦惟有听其自主耳”。因为在中国政府的后面，有四万万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的力量发动、团结起来，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所能征服的。“然观今日情形，彼辈基于普遍的畏我心理，卒不敢稍行阻碍。我仍宜继用威吓政策，以使其永久就范也。”

　　为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入侵中国，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建议关东军，要机不可失地乘势进攻华北，以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在情报中他继续写道:“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视[现]在中国之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知帝国之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

　　在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上，松室孝良强调:日本帝国“惟有抚情顺势，积极采用走私办法，作有力、普遍、切实之威胁”，才能达到“输入帝国大批商品，救济生产过剩之恐慌”的目的。也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既“侵袭英、美列国之市场而代替之，促成全华北物价之下落”，又能够“博得民众之欢心，增进其消费力与购买力”。

　　日本侵华基本方针:“以华治华”

　　中国政府及官吏间普遍存在的畏日心理，有利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而中国广大民众间潜伏着的巨大反日情绪和力量，又大大制约、阻碍着日本帝国的对华侵略。有鉴于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华北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尽量避免日本人直接出面进行统治，而宜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政策。情报写道:“帝国对华工作，此后应采取华人治华主义，其方式一为满洲国，绝不用军力占据，自找烦恼。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实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独立之政权。第一阶段，必须确保华北及西北，其意:(一)华北各地民众，无组织多奸猾性，抗日力量较小，且为帝国解决原料与市场之地区。蒋介石对华北向持放任态度，事实等于放弃，帝国根据大陆政策，当不以此为满足。(二)西北(指绥蒙言)多为原野，蒙古官民易受皇军之怀柔与统治。(三)华北西北据满洲国之外围，可作相当之缓冲，在军事上有重要之意义:(1)使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对日观念，纷纷映演，则收复失地之企望，逐渐消沉。(2)断绝中苏之联络，切断共同抗日之战线。(3)断绝非常时任何实力之侵向东北。(四)华北西北确保后，则华东、华中、华南可逐步完全威胁而服之，逐渐使中国政府消灭，而各个独立小政权，则均受制于帝国。”反之，如果采用战争的方式以图华北，建立日本帝国的直接统治，将会给日本帝国增加相当的困难和诸多害处，最终，帝国在中国要获得最终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此，松室孝良最后总结性地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故我帝国今后对华工作之方法，决宜随时促进下列数点实现:(一)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二)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损失。(三)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实力派之精诚团结、自力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四)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苏、英、美而进行抗日。(五)务宜阻防冯系实力(指宋韩言)与阎、张、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实力分子，与以实力之援助，使之镇压抗日分子。”

　　我们不难看出: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这份秘密情报，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及政府和民众的心理，作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分析，提出了详尽的侵华对策建议。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七七事变”激起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并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却是松室孝良始料不及的。

　　(《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