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偷”和“大爱”，哪个是真实的余秋雨？

　　刚刚在重庆做了《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讲座的余秋雨先生，据报道在讲座中大谈“大爱文化”；指责中华文明“不在乎公德”、“不在乎实证”，指责知识分子不敢承担社会责任，言辞间痛心疾首。此情此景，我们不仅要问：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余秋雨？是博文中侮辱批评者为小偷、嘲讽大众智商的余秋雨；还是讲台上宣讲人间大爱的余秋雨？是强调中华文明应在乎实证的余秋雨；还是至今未拿出实证、却没有丝毫歉意的余秋雨？是激昂宣讲社会公德的余秋雨；还是对公德漫不经心、甚至戏噱大众公德意识的余秋雨？

　　在这个问题上，余秋雨的回应不仅比前文所述的作家们都强悍，而且也比高等学府的孙东东教授和本应财大气粗的著名企业家更剽悍。不久前，同样被公众质疑的孙东东教授，很快向大众道歉；2008年，万科总裁王石在捐款遭质疑后，不仅以过亿捐款的实际行动，而且以对大众的“无条件道歉”，表现了商家的社会责任。身为作家的余秋雨先生，即使与真正的企业家王石相比，襟怀境界似乎也低了很多。行文至此，余先生的“大师”封号自然不敢再提，而余秋雨是否是合格的文化商人，也还是一个悬疑。因为，在市场经济时代，商家同样需要道德准则和大众认可。

　　问题是，大众对捐款门的道德质疑，真的如余先生博文所理解：是出于龌龊心理、盯住了余秋雨先生鼓溜溜的钱袋吗？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多年来，不是大众读者盯紧了余秋雨的钱袋，倒是余秋雨从大众读者的钱袋中，受益多多。正是千千万万热爱中国文化的普通读者，用自己并不宽裕的钱袋，养育了身为作家名人的余秋雨，使他摆脱清贫，成为衣食丰足的文化富豪。没有读者，余秋雨的财富从何而来？余秋雨的名人地位，又岂能从天而降？所谓明星学者、文化名人，不正是由大众媒体推出，得益于广大读者的真诚信任和慷慨给予吗？可以说，读者就是余先生的衣食父母。余秋雨先生就算觉得委屈，或者确实被误解，但出于知恩图报，也应向广大读者说明真相、解释悬疑，以获得读者的宽容谅解和再度认同。

　　毕竟，彻底拒绝大众、戏弄读者的作家，就会遭到大众读者的全面拒绝。这是无法更改的市场规律。

　　三、“捐款门”与文化批评的缺席

　　被有些报道称为文化“审丑”的“捐款门”，为何会被放大到公众空间？我以为，这暴露了近年来文化批评的严重缺席。

　　首先，评论版面的大幅缩水，使文化批评缺乏发表平台和对话空间，这是客观物质原因；其次，批评者的责任缺失，更是文化批判失语的主观因素。今天，“红包”批评已司空见惯，更露骨的是，某些批评者甚至把自己的学术和人格，都当作商品出售，或者论字开价，或者唯权唯钱，毫无道德准则。文学界自身丧失了行业自律，作家的道德人格无人监督。仅今年上半年，作家抄袭、主席雇枪手、余秋雨捐款遭质疑等来自文学界的负面新闻，就不断刺激着大众的神经。这是文学界的悲哀，更是评论家的失职。

　　在此情况下，网络等新媒体承担了主流媒体的使命，中国大众则承担起文艺批评的责任。于是，“捐款门”等关注作家道德的文化问题，才会放大到公众空间，成为公众性的文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