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马烽说:“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了。我和老孙接受了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后，虽然去大寨住过，和陈永贵也有一些往来，但再没有在一起喝过酒。

　　“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到那里之后，才听说江青带着一伙人马正住在大寨接待站。见过江青后，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

　　“当晚我俩回到招待所，都有点儿怄心。这个剧本原来是周总理交给山西的任务，而现在江青完全否定了，她要亲自抓这个本子！自从江青布置了重改《山花》的任务后，我俩都十分苦恼。剧本究竟要怎么改，她没有说，要派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修改，我们也不便追问。

　　“从《千秋大业》到《山花》，这个电影剧本竟然成了我俩长期摘不掉的一顶愁帽子。

　　“我和孙谦两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当时已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系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假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儿。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他三口两口把碗底的那点儿沙粥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跳下炕来说:‘走，到客厅里去坐。’说是客厅，其实就是窑洞旁的一间大平房。房里摆着几件旧桌凳和橱柜，还有两对简易沙发。他一进客厅就忙着给我们泡茶，拿烟。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写这部电影剧本，他确实没有插手管过，尽管几次的打印稿都送给过他，他从来也没提过什么意见。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酒杯是椰子壳做的，外边雕着花，里面镶着银。他斟了三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里去了，家务活儿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我们忙劝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罢。看到陈永贵的这种生活状况，我颇为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接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3角8分一盒的“三七”，和1角8分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与第二次喝酒之间，相隔了10年。10年，对每一个生命而言，都是一个不短的历程。陈永贵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烽不知是忽略了这些变化，还是出于其善良天性，“为长者讳，为尊者讳”有意做了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