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点拨

　　没动笔已觉害怕

　　唱越剧找回信心

　　羊城晚报：那为什么您说写的过程中，一动笔就觉得害怕？

　　何占豪：我还没动笔就害怕了。我以为领导说要写的话，肯定会有作曲的人去写，我们只是提供帮助嘛，我们又不是作曲专业的。所以当刘品在实验小组会上说要我跟丁芷诺(小组的另一成员，我的同班同学)写，我就傻了，马上就说不行！我肚子里的“货色”已经被掏空了，不可能写得了！当时是夸海口，一腔热情，我很愿意写，但本事没有！

　　晚上，刘品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叫我一段段唱越剧，还说你没被掏空啊！可我说：“这是越剧啊，又不是小提琴曲！”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关键的话：“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当时的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这句话把我点清楚了！对啊，这些民间音乐也可以成为小提琴曲子的哦！这下我思想就通了，从“要我写”变成了“我要写”。

　　无名英雄

　　同窗作贡献让荣誉

　　请她补名她谢绝了

　　羊城晚报：从这时候开始，陈钢先生就加入了吗？

　　名人会

　　人物档案

　　何占豪，1933年生于浙江诸暨，中国杰出音乐家，现任中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7岁进入浙江省文工团，1952年转入浙江省越剧团乐队，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在管弦系、作曲系就读。1959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与同学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

　　何占豪说

　　在我心目中，她(丁芷诺)是当时年轻人“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一个典型。

　　“《梁祝》怎么能没有‘化蝶’呢？”我不假思索回答：“没有《化蝶》，化蝶是迷信！我们新中国青年是不迷信的！”

　　观众一鼓掌，我觉得总算完成了任务，轻松了，领导不用找我了！我第二天就下乡去劳动了。

　　人家评论我是下里巴人我非常高兴，我写东西就是为了使下里巴人、广大群众都听懂。

　　到《梁祝》时主持人报幕，又把那种“爱情经历说”讲出来了。我当时内心很矛盾，考虑了几分钟，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定格历史，于是我就站起来说：“主持人，停止你的胡说八道！”

　　在我心里，我们俩一无个人恩怨，二无版权纠纷，只要他承认《梁祝》与他的爱情无关，我没有理由记仇。

　　《梁祝》之外

　　《别亦难》非为徐小凤所写

　　羊城晚报：梁祝创作完之后，您就走上专业作曲的道路了？

　　何占豪：《梁祝》出来之后，我一下子就变成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了，我和刘诗昆是当时最年轻的理事。后来我又去上海音乐学院再去补作曲的知识，然后一直留校当教师。

　　羊城晚报：那《梁祝》之后你比较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何占豪：有二胡协奏曲《莫愁女》、《乱世情》、《别亦难》等等。

　　羊城晚报：对了，这首《别亦难》后来经香港歌星徐小凤演唱，红遍了华人世界。

　　何占豪：这有点偶然。有一段时间，我和徐小凤都是属于香港宝丽金公司的签约成员。上世纪80年代，公司约我给徐小凤写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原本是为电视剧《李商隐》写的主题曲，也有国内歌手唱，但是没唱响。我就把它和另一首歌一起提供给了香港公司，传谱子还是专门到宾馆的商务中心用传真机传的。徐小凤试唱之后觉得好，不但收入专辑，而且当主打歌曲，就一炮而红了。

　　把“民族”放在突出位置

　　羊城晚报：您有一句座右铭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而且您创作了一大批民乐协奏曲和民族管弦乐曲。为什么一直把“民族”放在这么突出的位置？

　　何占豪：总的来说，我还是遵从毛泽东思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音乐也同样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也具有民族性，就像生活习惯、语言语音一样，每个民族有自己的特殊风格，作曲家要尊重这个事实。有些音乐形式我们本民族是没有的，比如交响乐、大合唱，这些形式要拿来为我所用。比如像《黄河大合唱》，以前没有合唱，但是我们运用这个形式，加上民族内容抗日战争，和本民族的审美习惯，老百姓就喜欢了。比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也不是我们民族的音乐形式，但我用民族内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这就不一样了。

　　何占豪：还没有。当时刘品提出“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头脑”，我们有民间音乐素材、有冲天干劲，但是还缺什么呢？缺配器的知识，大的乐队、铜管、木管乐器的组织技巧都没有，我们只会拉小提琴。写交响乐需要有技术平台啊！丁芷诺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先生的女儿，就推荐了丁先生的作曲系学生陈钢。然后我去跟陈钢谈，把我们的伟大理想讲了一遍，可是陈钢没有答应我们，他当时的理由是要写毕业作品，没有时间做。其实是他不大看得起我们这帮业余选手———这个想法他还是在50年之后、前不久才透露给我听的！哈哈！他当时不答应，我们就自力更生。我跟丁芷诺构思，什么“三载同窗”、“草桥结拜”、“楼台会”等等，然后自己写主题。前三个月，从1958年11月接到任务到1959年2月份做了这些基础性工作。

　　另一方面，刘品把我们的情况介绍给丁善德，丁善德副院长决定要陈钢参加实验小组的创作。他就服从领导的决定同意和我们合作了。这是在1959年2月，我们欢天喜地，觉得实验小组的第一首大型乐曲有希望了。这时候丁芷诺很谦虚，就说他来了，我可以退出了。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梁祝》的前期创作中，丁芷诺也作了贡献？

　　何占豪：在纪念《梁祝》问世50周年的时候，我要特别说清楚这段历史。丁芷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前期，而且后来我与陈钢合作过程中，他把总谱遗失、要赶时间重新编配的时候，又是丁芷诺来帮忙，加快进度，“三载同窗”那一段小快板基本上就是她配器的。你看，丁芷诺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创意和共同构思，又参加了第二阶段的配器，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完全应该可以把名字列到作者里面的。但当时署名及其排位都由领导决定，就写了“何占豪、陈钢”。丁芷诺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一直甘当无名英雄。我曾经提议补上她的名字，但她谢绝了，怕被人误解。但在我心目中，她是当时年轻人“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