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

　　第一座特科电台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1929年秋是在沪西极司裴尔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密台。

　　我们所查到的是，上海五条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的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特科时代到底有没有无线电测向仪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均先后被侦破。电视连续剧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说：“无线电测向，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拍电视剧，说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口述】

　　百色起义成功消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再转发到上海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之子)

　　我父亲李强，1905年生，江苏常熟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然后入党，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四·一二”后，我父亲从上海到了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那时的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汉口余积里12号一座三楼三底两厢房的房子里，跟后来的中央特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央军委特科的一些人，譬如我父亲，后来到了上海，都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

　　我父亲到上海，组织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上。后来周恩来就找我父亲商量，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说我父亲有这个条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有。我父亲就找蔡叔厚帮忙。蔡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就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收发报机搞成功了。

　　收发报机搞成功后，我父亲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打开来看。

　　我父亲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