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确实从小做木工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我父亲是五卅运动之后去苏联学习的。他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在中共旅莫支部。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开“六大”，我父亲是旁听代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周恩来认识了。周恩来听我父亲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父亲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都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1928年11月，东方大学将我父亲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父亲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

　　我父亲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回到国内，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他们一起搞特科电台。我父亲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确很险。也怪我父亲太大意了，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

　　走进北京东交民巷，拐进一条僻静小路，我们在一个“居有竹”的小院屋内，看到墙上挂着同一个人不同年代的一排照片。

　　这个人，就是李强，当年中央特科的四科科长，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第一部红色电台。他儿子李延明写给我们的题字是：“勿忘来路，不忘其初。”

　　叶孝慎 本报记者 郭泉真 梁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