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弹造就开国之夜的灿烂礼花

　　开国典礼的最后一个程序:施放礼花。

　　晚8时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通过临时开通的总机电话,下达了施放礼花的命令。

　　“万朵彩色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的夜空,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1949年10月2日的《人民日报》这样描写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

　　实际上那不是礼花,是信号弹。是240多名信号兵为新中国编织的五彩绚丽的花环。

　　9月初的一天,阅兵指挥所副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把作战训练处作战科长张桂文叫到办公室:

　　“开国大典群众游行结束后,要在天安门周围施放礼花,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稍顷,唐延杰踱到张桂文跟前具体交代说:“从独立208师调两个连归你指挥。”

　　张桂文的心里不免有些打鼓,脸上生出些疑惑来:礼花跟作战任务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我们这些刚进城的部队,从来也没有放礼花的经验啊!

　　张桂文首先来到独立208师。这是一支从东北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留下来担负北京卫戍任务的部队。

　　他带上参谋耿树萍、刘竞生,坐上一辆吉普车,绕着紫禁城转了几圈儿,最后选定了六处施放“礼花”的地点:

　　以天安门为中心,在东侧的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空地上各设一个点。

　　围绕故宫和天安门广场设四个点:东南方是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邮政管理局大楼楼顶上；西南方是在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公会大楼楼顶上；东北方是在景山公园万春亭东边的山坡上；西北方是在北海琼岛白塔下面的山坡上。

　　真无愧军事指挥员的目光,他们选择了四个制高点。这样既有安全保障,发射升空又高,而且能从四面形成宏大的气势。方案上报到阅兵游行总指挥部,很快得到批准。

　　这六个点、六个分队之间的指挥如何统一呢?张桂文和参谋耿树平、刘竞生研究了三个方案:一是使用天安门广场的扩音器统一下达施放礼花的口令；二是在天安门指挥台上(东观礼台位置)发射一颗绿色信号弹,作为各点齐放的信号；三是一点发射,其他各点随之发射。当时也曾考虑由指挥台向各点架设电话线进行联络,但因线路跨越公共交通容易中断而作罢。

　　施放礼花使用的信号枪、信号弹,是从东北、平津解放后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美式装备获取的。预先,阅兵指挥所发了一封电报:《为检阅要照明弹信号弹》,并安排“放射信号弹3万发,另有探照灯配合照射”。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顾问通过苏军支援了半火车皮的信号弹,有红、黄、绿、白、紫等颜色,用俄文印在木箱上。当时,军区司令部没有专门的俄文翻译,只有军务处郭修业科长懂俄文,他曾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干脆就由他负责按颜色分类,搭配分发给信号兵。

　　9月28日、29日的夜晚,金秋的爽风传送着阵阵醉人的花香。施放分队分别在北海、景山两个发射点进行试放。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宝石蓝的天幕上竞相绽开,为临近大典的京都增添了浓重的节日气氛。

　　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一结束,群众游行开始了。

　　张桂文的位置在东华表内侧的指挥台上。“丁零零——”张桂文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天安门上指挥部首长的命令:

　　“张桂文吗?现在开始施放礼花!”张桂文听出是聂荣臻总指挥带川味的口音。

　　“是!”张桂文说时迟、那时快,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扯开了嗓门:

　　“各点注意,各点注意,现在施放礼花!”

　　“各点注意,各点注意!……”

　　一连广播了三遍。

　　不料,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广场上的扩音喇叭一点声音也没有。张桂文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一样。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也替他捏了一把汗。

　　瞬间,张桂文想到,可能是通往扩音器的线路出了问题,人踩马踏,有一处中断也不成。他很快镇定下来。事不宜迟,来不及向周围的人打招呼,按着预定的应急措施,他从腰间抽出信号枪,举向空中。“砰”的一声,一颗碧绿的信号弹带着长长的耀眼的光芒,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不禁惊讶地向后一仰。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刹那间,广场周围的六个发射点几乎同时轰然爆响。一簇簇五彩缤纷的信号弹骤然腾空,有的如喷射的彩泉,有的似怒放的花雨,有的像璀璨的明珠,叠织出奇光异色的绚丽图案。把大典之夜点缀得壮丽辉煌。随着礼花的每一次升落,欢呼声犹如海潮汹涌,一阵阵漫卷过新生的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