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李济深离港大费周章

　　如果说，整个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工作都碰到不少困难的话，那么，最为困难而又最有传奇性的，莫过于安排李济深秘密离港。

　　李济深在1947年2月从上海到香港之后，积极开展爱民国主运动。经过与国民党内各个民主派领袖协商，于1947年11月12日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柳亚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并于1948年元旦通过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这一期间，美国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企图物色一些既反共又反蒋的“中间势力”，组织“第三政府”，与中共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因而曾经派人游说李济深，请他出面同中共举行和谈。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想把广东变为支撑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基地，为此亲自到香港会晤李济深，建议他组织一个“和平民主大同盟”，以期在广州建立新的政府。白崇禧也曾派人携带亲笔信拜访李济深，“敦请任公到武汉主持大计”。但是，所有这些游说，都为李济深一一拒绝。不止如此，李济深还经常对《华商报》记者发表谈话，接受路透社、合众社记者访问，严词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强烈要求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停止一切对蒋介石的援助。所以，蒋介石恨之入骨，不但宣布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还想派出特务到香港暗杀他。

　　为了联合各党各派共同筹备召开新政协，也为了李济深自身的安全，中共方面当然希望他能早日离港北上，但是遇到不少阻力。他身边就有人挑拨离间，对李济深说:“千万不要去解放区，否则易进难出，身不由己。”同时，李济深作为国民党民主派一面旗帜，总有一些公事私事缠身，不是可以随时动身的。据我所知，李济深到港以后，确实曾经派人在广东、广西、湖南边远地区，组织过“人民自卫军”，打算作为地方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同时，他利用自己同国民党军方的关系，开展策反工作，曾经先后写亲笔信给阎锡山、傅作义、白崇禧等将领，力劝他们认清形势，脱离蒋介石集团，投向人民。他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严格保密的，有些事只是他自己知道，而一些国民党军官正在与他联系，李济深认为“期待有所作为”，因而推迟北上的日期。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程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巧妙避过港英特工的监视

　　然而，如何才能将李济深安全地送出香港，仍然是大伤脑筋的事。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92号，港英政治部的华人帮办黄翠微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儿，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五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

　　到了12月23日，饶彰风约我到皇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的寰举阁饮咖啡，我到达时，看见西装笔挺、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也在座。饶彰风向我讲了接送方案，要我记牢时间、地点和接送程序；潘汉年还一再强调要十分谨慎，高度保密，不容出错。

　　为了顺利完成此项任务，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采购货物的“小开”(小老板)。1948年12月24日晚“平安夜”，我到跑马地凤辉台一位朋友家里，把饶彰风、吴荻舟已从李济深家提取出来、暂存在那里的两个皮箱拿走，作为自己的行李，到湾仔海旁的六国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26日，李济深的寓所灯火通明，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宾主谈笑甚欢；李济深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也就安心享用自己的晚餐了。他们没有想到: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却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我借用《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小轿车依照约定的时间到来，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寓所。方方、潘汉年、饶彰风等早已在此等候，同船北上的“民革”要员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也已到达，何香凝老人和陈此生亦到来送行。这时，晚宴才真正开始，大家纵情谈论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