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敲响九响，我这个“小老板”起身向主人告辞，先行回到六国饭店打点一切。当我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便通知服务台结账退房，由侍应生将行李搬到我雇用的小汽船上；与此同时，我打电话到邓文钊家，按照约定的暗语通知饶彰风:“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饶彰风借用邓文钊的两辆轿车，将李济深五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周而复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三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我便带领他们，沿着岸边的石级走进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货船驶去。李济深等上了货船，看到章乃器、茅盾、邓初民、施复亮等10多人已由其他护送人员陪同先行到来，甚为快慰。李济深、朱蕴山被安顿在船长卧室，其余各人也分别住进较好的海员房间。

　　一切停当之后，我和周而复与这些“大老板”一一握手告别。回到岸上，周而复径返英皇道住所，我则到中环临海的大中华旅店找到饶彰风向他汇报。我们两人虽然十分疲倦，但不敢人眠；直到清晨知道货船已通过水师检查，驶出鲤鱼门了，这才放下精神重负，蒙头大睡。

　　1949年1月4日，《华商报》、《大公报》等刊登了一则新闻，称:“美联社香港3日讯，据可靠人士告诉本社记者: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据说是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李济深离港之所以被人发现，是因为记者去找他，想问他对蒋总统元旦文告有什么批评。”——尽管这条电讯不尽真实，但报纸披露出来之后，英美和蒋介石的特工人员才如梦初醒，十分尴尬。港英当局政治部专职打听中共和民主党派情报的黄翠微，找到“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哭丧着脸说:“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他离港北上，为何不告诉我们一声？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样向上头交代？”原来，他正因此事受到辅政司的严厉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