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

　　记者：您这本书首先出的是中文版，然后是德文版，西方有什么反响？他们对你们笔下的中国感兴趣吗？

　　奈斯比特：德文版是多丽丝翻译的，英文版明年一月会出版。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许多出版商都对此书作了评价，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书的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在德国的出版市场，其中有一本历来对中国持批判性角度的著名杂志说，任何西方人如果放下对中国的偏见，想了解中国，就应该去阅读一下这本书。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在西方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在替中国作宣传，其实不是这样。现在西方的一些媒体已经逐渐意识到，如果只是一味地指责和批评中国，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们需要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于是我们的书在西方受到了欢迎。

　　记者：我想知道你们二人合作写这本书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多丽丝：我们两个人在合作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心灵相通，我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非常关心中国，都对中国感兴趣。研究的方式是构图的方式(用手在空中比着画了一张“图”)，并不是你想一点什么，我想一点什么。而是我们共同看到了什么，共同进行探讨，产生了共同的思想和理念，促成了这本书的框架。书的初稿是英文的。我们把我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定义为“和谐关系”。工作是很辛苦的，从每天早上五六点，到晚上八九点，如果没有这种和谐的关系是写不出来的。

　　记者：写作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奈斯比特：倒不是特别大的障碍，但是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既不是以一个外来人、也不是以一个内部的人的眼光，而是通过研究，让事实本身来告诉人们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的。我们定义的民主概念，是人民掌控、人民管理、人民决定。我们强调，我们定义这个民主，结果是一样的，但实现却有不同的途径。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唯一的途径，但我们看到中国却创造了另一个纵向民主，与西方的横向水平民主是不同的。

　　记者：我看你们两人特别恩爱，一定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奈斯比特夫妇听完我的问题后全都哈哈大笑，老奈一把搂过妻子，自豪地说：那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多丽丝：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工作，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当时我是出版社的，我的主编要求我跟踪他，希望能成为他的下一本书的出版商，当时是女士追先生，但是先生也放慢了脚步。

　　记者：怎么就由追书变成了追人了呢？

　　多丽丝：(握着丈夫的手，边说边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源于追书，但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故事。爱情有它自己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不受我本人控制的。

　　奈斯比特：我们是2000年结婚的，明年就是我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由于我们两个人的结合，变成了两个家庭的结合，我们两个人的子女加起来是6个，孙辈的有14个之多。我们有湖边的房子，夏天的时候就住在湖边，多丽丝的女儿就住在旁边，早上两边就互相呼叫，我过生日的时候就把我那边的子女叫过来。

　　多丽丝：我喜欢做饭，中国菜，西餐，我喜欢自己动手，我最喜欢做中国春卷等面食。我喜欢吃。(哈哈)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每天早晨我都要给奈斯比特沏中国绿茶。平时我们居住在维也纳。我们都喜欢音乐。

　　记者：去过中国农村吗？有什么看法？

　　奈斯比特：我们作过农村的调研。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去过西藏的农村，就在拉萨的外围。去一个农家考察，这种经历非常有意思。我们去的这个家庭本身就很能反映中国的变化，那家人的爷爷辈儿只读过一年书，他们的儿子只读过三年书，我们去的那一年，他们的孙子正好高中毕业。这一家的受教育程度，就反映了中国的变化。

　　记者：您在书里面运用了许多中国的成语和俗语，比如“草船借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摸着石头过河”等等，请问您是从中国的媒体上看来的，还是你们的中国朋友告诉你们的？

　　奈斯比特：我们有许多中国朋友，也读一些中国书籍，但更多的是靠互联网，到上面去查。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需要一些表达方式，发现中国人喜欢用一些成语，或者绘图的方式，就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在我们的书中，有一节是关于森林，“让树林自然生长”，听上去是不是很中国？有一些描述方式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觉得这样能完好地表达我们的意思，这种表达是不是已经很中国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