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有句话叫夫唱妇随，你们是妇唱夫随。(听完我的话，奈斯比特鼓掌表示同意。)

　　采访时，妻子的话显然比丈夫要多得多，多丽丝太善于说了，并且是个急性子。两人基本上是你说一段我说一段，相当默契，每人说完之后，都要相互对视并且双手相握。看上去，他们俩更像是合作者，搭档。这也许比单纯的夫妻关系更能让人亲密。

　　记者：你们的资料很大的一部分来源于中国的媒体和朋友的讲述。那么在这两者之间你更相信谁？

　　奈斯比特：对于信息的来源渠道，我们并不是单纯地相信某一方，而是从一方得到的信息去向另一方求得印证。另外，我们越来越多地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各种数字，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取得西方的数据，然后进行对比。在我们的研究和著作里，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当我们引用官方的数据时，就直接告诉读者这是官方的数据，而不是我们自己弄来的数据。

　　记者：您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相比，谁更能客观地评价中国？

　　奈斯比特：有一个美国谚语说，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水，但肯定不是鱼发明的。意思是说，其实更了解中国人的是外来的眼光，外来的眼光看中国，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来审视自己。我们从第一次来中国到现在已经42年了，我们既是一个外来者，同时又是一个很了解中国状态的人。我们写书既是从外至内，又是从内至外，从两个角度来看中国。我要告诉大家，我很了解中国，对中国很感兴趣，同时我又是一个外来者。因此，我们看问题的立场是很客观的。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书是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开始的，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角度？

　　奈斯比特：面对着十多亿长期被压抑，文化程度和自尊心都不高而且贫穷的中国人，邓小平宣誓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意识形态转向发展战略，并且重新确立了与以往不同的优先目标——为人民提供他们最急需的东西：食物、教育和希望。自此之后中国人逐渐成熟起来，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许多人的生活已经实现了小康。

　　记者：您在书中反复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18位农民承包到户的事，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奈斯比特：这件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变化是中国故事中非常令人吃惊的。中国的变化是在世界大背景下发生的。西方选举的体制现在已经过时了，那是在一两百年以前通讯不发达时期所设立的，人们还需要赶着马车去与人沟通，需要有人去代表，现在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别人去代表自己，我们可以直接知道更多的事情。

　　记者：那么，你们是怎样为中国的民主下定义的呢？

　　多丽丝：从一开始得到了很多材料和数据，有许多中国助手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懂汉语。大量的工作之后，总结出中国近年来的几大变化和几大规律。但是我们还不满意。感觉在这表面的变化背后一定还有一些内涵的东西需要挖掘，后来就从纵向民主的角度来研究。从那些变化趋势，总结出了八个支柱，这八个支柱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即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我们觉得到此仍然不能满意，觉得中国有一个独特的体系，这个独特的体系才能支持这八个支柱的理念，这就是中国的纵向民主。

　　记者：你们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写一本《天津大趋势》？有这方面的打算吗？

　　奈斯比特：天津代表了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城市，而且天津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城市。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天津的未来更有持续发展的前景。如果要研究天津，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在天津的经历，要从内部体会天津的生活和发展。不是一个从外到里的角度，而是从里到外，从下向上的角度来描写天津，这是一个需要更多时间去计划的事。

　　本报记者 张星 摄影 刘耀辉 姜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