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面临人性贪婪问题

　　新京报：怎么看待儒教在这个全球伦理中的角色？

　　孔汉思：儒教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从非传统的角度认识孔子。我们需要一个今天的孔子，而不是持着三纲五常，提倡男人统治女人，父辈统治晚辈的孔子。我们不需要统治，需要被尊重。如同欧洲不能回到中世纪时期一样，中国也不能回到早期孔夫子的时代。

　　新京报：虽然你很欣赏儒教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但你认为现在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伦理危机吗？

　　孔汉思：我没有权利评价中国的伦理现状，但伦理危机哪儿都有。因为全球化的兴起，人们遇到了机遇，也碰到了不同的问题，在西方，毒品、黑社会等问题现在也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在中国，也面临着因为资本扩张，造成的整个社会向钱看，人性变得“贪婪”的问题。

　　全球化是双刃剑，我们可以让它变成有人道的全球化，在伦理被遵循的基础上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如果全球的整个文化变得只和“贪婪”有关，那这就是很大的危机。

　　伦理的作用比法律更重要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发布之后，你觉得它落实得怎样？

　　孔汉思：我1990年写了第一本书，1993年写了“宣言”，到现在，我觉得问题更严重了。我完全没想到一个民主国家如美国，整个国家都会被谎言所引诱，大部分的人都因为总统布什的谎言而支持对另一个国家的暴力行为。这样的情况下，更急需全球伦理的出现。我也没料到经济危机的出现，金融危机给银行界敲响了警钟，违背了“勿盗”的原则，必将存在一定的危险。

　　你知道，法律是不够的，孔子也认为，伦理的作用要比法律更重要。法律很容易避开、忽视，全球伦理不是意识形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我真的相信对于未来，一个全球的伦理是很有建设性的。我会反复地在任何场所说这两句话：“只有不同宗教间取得和平，国家间才能取得和平，不同宗教间如果没有对话也将没有和平。”而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共同的伦理标准，就不会有不同宗教间的成功的对话，全球的生存乃系于全球性的伦理。

　　新京报：你在提“全球伦理”的时候，有从政治人物如甘地、马丁·路德·金身上借鉴他们的观点吗？这个“全球伦理”是否也可以应用到一个普世的政治价值观上？

　　孔汉思：你小心不能把一切都“普世”化了，民主是先进的，但并非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之中。民主是一个现代的价值，是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的很好的价值，但它并非一个伦理价值。

　　但是，人权却是一个普世的伦理价值。人的权利是普遍的，这是必须要奉行的伦理。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政治宣言中都有一定的伦理观，比如“勿杀”等，但是在政治历史中，的确有很多政党，做过很多暴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