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了春节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是上海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的娘家，跟潘国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同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黄金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今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春节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通知说：工资一律按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确有困难者，提前发放的最多不能超过本人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凡提前发放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不但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还解决了夺权后的新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仅以“春运”而言，上海夺权后，全国来串联的“革命群众”多达数十万人，单水上运输预计就有40万人次，团体登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这对于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而言压力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