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阻碍的爱情

　　贺子珍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调到前委担任秘书，那是袁文才的精心设计，而这一计谋又是与王佐的愿望连在一起的。不过，袁文才的计谋也好，王佐的愿望也罢，都是两位大哥的好意，况且这对于他们自己也有利。对于这一点，贺子珍心里是隐约明白的。

　　一天傍晚，贺子珍在茅坪枫树下遇到袁文才，两人讲了一番话。忽然，袁文才笑眯眯地对贺子珍说：“我们想替你做件好事。”“嘛格好事呀大哥？”“要给你提个媒呢，对方就是毛委员。”贺子珍听后既惊讶又害羞，红着脸连说不行。袁文才语气庄重起来，说：“莫非你看不上人家毛委员？”“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多不好。”袁文才没等她说完，又说：“子珍，我和王老庚都有这个意思，你是知道的，这是好意，我们决不会害你的。”贺子珍连连点头：“这我知道，但还不是时候。”袁文才也觉得为时尚早，就说：“那以后再讲吧。”

　　其实，贺子珍尚不知道，袁文才、王佐早已把她看做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为之设计了一个“拴住毛泽东”的主意。这里面的最大因素是袁、王欲通过这桩婚姻，将毛泽东长久地留在井冈山。特别是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农革命军能长久地呆在井冈山，还怕对方吞并自己。此外，还有别人难以知晓的因素：袁文才唯一的相好陈白英，对于袁与贺之间密切而纯洁的交往心怀嫉妒，有一次还当着众人的面对贺子珍指桑骂槐，气得袁文才打了她一个耳光。也正是这件事让袁文才想到要妥善处理与贺子珍的关系问题，便萌发了将这个才貌俱佳的小妹介绍给毛泽东的念头。王佐听后亦表示赞同。袁文才是有心计的，为了让贺子珍和毛泽东产生感情，决计把贺子珍弄到毛的身边。恰好几天前江西省委批复袁文才加入前委，他事先与前委组织委员宛希先商量好，对毛泽东说：“前委不能装在你一个人口袋里，应该有个机关，把贺子珍调来当秘书吧。”毛泽东见对方说得在理，只好同意了。

　　前委有了专职秘书，也就有了常设机关，毛泽东也常常到茅坪攀龙书院三楼来过问工作。他看了贺子珍整理的材料，见贺的一手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觉得甚为合意。更让毛泽东称心如意的是，他从交谈中发现贺子珍对湘赣边界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等有着相当的了解，而且语言天赋也好，对土籍话和客籍话都听得懂，讲得来。这让毛泽东决计做一项工作，于是对贺子珍提出，陪他到宁冈、永新两县的部分农村去作社会调查。贺子珍落落大方地回答：“当你的翻译？好哇。”

　　1928年春节前夕半个月，贺子珍陪同毛泽东在宁冈、永新两县的一些乡村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毛泽东通过这段时间与贺子珍的接触，发现她联系群众的能力很强，善于鼓动人心。尤使毛泽东欣赏的是，贺子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泼辣干练，是一个英勇的战士，而坐下来则谈吐文雅，是个温柔贤淑的姑娘。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毛泽东所喜欢的。

　　2月18日新城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从龙市来到茅坪，向贺子珍提出到象山庵去整理前一次的调查报告。贺子珍淡淡地一笑说：“不嫌我字不好，就行呀。”

　　在象山庵的7天时间里，毛泽东在整理文稿之余，常与贺子珍到庵外的田头小路上散步，或坐在白果树下轻声交谈。正是通过对彼此身世家庭的了解，他们之间架起了心灵的桥梁，从而产生了爱恋之情。

　　毛泽东原本具有热情奔放、情感丰富的诗人气质，面对这样一位与自己朝夕相处、才貌俱佳的年轻女性，他怎能感受不到她的巨大魅力？贺子珍脸上挂着恬静的笑容，犹如一支神矢，带着活泼的青春姿态和芬芳的爱恋情愫，射在了毛泽东的心里。

　　毛泽东越是体察到贺子珍对自己的爱恋，心里就越觉得痛苦。然而他的心胸是坦荡的，他并没有对贺子珍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坦诚地向她讲到了杨开慧。

　　同样，贺子珍也处在一种复杂难言的感情漩涡之中。她与毛泽东从相识到相交已经4个多月了，特别是近两个月的频繁接触，感情已经与日俱增，从一种同志间的情谊渐渐地向爱情升华了。

　　贺子珍的心被重重地撞击着。毛泽东的坦诚，有力地拨动着她的心弦：“他为了革命的大业，抛妻别子来到井冈山，肩上挑着千斤重的担子，生活上却没有一个人来照料，他是多么艰难呀！多么需要一个知己的伴侣呀！”然而贺子珍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这样感情至诚至深的男子，是多么值得爱慕，可他在湖南却有妻室！想到这一点，贺子珍痛苦得眼里溢出了泪水。

　　自从被调到毛泽东身边以来，贺子珍与毛泽东萌生了纯洁的爱慕之情。但这种感情被一道很难逾越的屏障阻挡着，不能大步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