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妥协为生存抗争乃本质

　　对张作霖评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张与日本的关系方面。有的说他是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有的说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两种看法截然相反。实际上，上述两种看法，既不足取也不符合张作霖的实际。

　　我们应该看到，在张作霖执掌东北军政的十余年间，国家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作为封疆大吏，他能在日俄两大强邻觊觎间，苦于周旋，竭力保国为民，维护主权，是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但在这过程中，为了个人或本集团的利益，张作霖也在极力讨好日本，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日本的要求。如多次镇压东北的抗日运动，在经济交往中也有诸多妥协。满足日本的要求或对日妥协，并非是张的本意，而是在日本强大势力下权衡利弊得失的一种选择。正如加文·麦柯马克所指出：与日本相比较，张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只有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 ”

　　该如何评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我个人非常赞同两个人的评论，一个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錞的评论，他在《九一八事变史述》中说：“张对日本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亦怨悦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

　　另一位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加文·麦柯马克，他是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他在《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说：“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而言，张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那么，当下我们该如何评价张作霖，尤其是该如何评论他与日本的关系？

　　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充分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整体上是处于弱势状态。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在两大强邻的欺压之下，交涉谈判多处于被动地位，这样，妥协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交涉中，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妥协和让步也都是必须的，更何况我们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不能因为张作霖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有妥协，就说“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考察整个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对外交涉，不仅频繁而且复杂，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在铁路建设、设领设警问题、商租问题、征收二.五附加税问题以及军事冲突等各项交涉中，张作霖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认为，张作霖的一生，作为封建军阀他具有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东北边疆大吏，他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更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

　　在对日关系上，他既有抗争也有妥协，其中抗争是主流，是本质；张作霖与日本的妥协，既有作为政治上相互利用的一面，更与近代中国衰弱的国情有关。因此，不能因为他有妥协的行为，就说他是卖国。我们考察张作霖的历史行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但其维护民族利益的目的是明确的。

　　胡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