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者塞林格

　　无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毕业生》，塞林格都展现了成人的虚伪和青少年的无辜与叛逆。翻读他的人生和传记，愤世嫉俗的追随者从他身上看到了造就伟大的独特品质，而作为仰望者的我们则有了更多的传说。

　　这是一个天生具有明星风范的人物，写得出漂亮的短篇小说，娶得到美貌的老婆(然后又离开她们)，还能忠于自己选择的怪异生活方式。可以预料，在他去世后的若干年，人们对他的兴趣不会减少。或许这可以集中在两方面：第一，谁来为他的一生写一部真正盖棺定论的传记？第二，据传藏匿在塞林格书桌里的15份小说手稿，何时得见天日？无论如何，遗憾的是，这世界上又少了一个有趣的人。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无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毕业生》，塞林格都展现了成人的虚伪和青少年的无辜与叛逆。翻读他的人生和传记，愤世嫉俗的追随者从他身上看到了造就伟大的独特品质，而作为仰望者的我们则有了更多的传说。 文_ 曾园

　　半生叛逆，一生传说

　　2010年1月27日，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

　　这个据说传承了西方青少年造反传统的作家，在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出版)中这样漫不经心地谈过死：

　　接着我又想起他们整整一嘟噜人怎样把我送进一个混账公墓。墓碑上刻着我的名字，四周围全都是死人。嘿，只要你一死去，他们倒是真把你安顿得好好的。我自己万一真的死了，倒真他妈的希望有那么个聪明人干脆把我的尸体扔在河里什么的。怎么办都成，就是别把我送进混账公墓里。人们在星期天来看你，把一束花搁在你肚皮上，以及诸如此类的混账玩艺儿。人死后谁还要花？谁也不会要。

　　1919年元旦，塞林格出生于纽约哈莱姆区，父亲是经营干酪和火腿的犹太教徒，母亲是出生于苏格兰的基督徒。后来他父亲生意日益兴隆，把家从黑人区搬到了豪奢的派克大街。塞林格就读于公立中小学校和军事学校，以后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呆过不长时间，在那期间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来写作。1940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2-1946年参军，曾到欧洲做情报工作。1946年回国后为《纽约客》撰稿。当年发表了《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这个短篇小说后来扩展成为长篇小说，也即他的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部小说得到二战后那一代美国大学生的欢迎。然后，不管家长或图书馆长怎么看待这本书，大量的中学生也开始想搞到这部小说来读——因为阅读过它成了一些学校帮派的入门通行证。这种风气尽管说起来已相当遥远了，不过仍有人会回忆起来，《新共和》的作者John B. Judis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曾在关灯之后打着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一个老塞林格迷在透露自己的老资格身份——关灯之后读书并非意味着好学，而是代表对就寝制度的反叛；而且，塞林格本人就曾在军事学校里冒着违反军纪的危险，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写作的。所以，“用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就是塞林格的真正粉丝纪念他的最好办法。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已经落伍了，年轻人需要另一个和哈克贝利同样伟大的当代逃学者。《麦田里的守望者》诞生了，霍尔顿满嘴脏话、厌恶成年人的虚伪、渴望保持纯真(即使召妓也不损害这一信念)。这种不清晰的故事轮廓与惟我独尊的人物特性当然能吸引大多数中学生。

　　但是，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反映了年轻人的反叛，就像一个买醉的人称赞一瓶昂贵的名酒“喝起来醉得快”一样。塞林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他写小说只为自娱。他在短篇小说《为爱斯美而作——怀着爱与凄楚》(1950年)中也曾表白：“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他的自娱后来发展到不发表也不出版任何作品，再版的书也不许出现自己的照片(因为看上去自己显得“病入膏肓”)。他也很少出门，除非是到佛罗里达度假或去拜访隐居的《纽约客》前编辑威廉·肖恩。1965年发表了他愿意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1997年，他允许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他的单行本小说《哈普沃思16，1924》，但最后一刻放弃了。这件事似乎让他对出版更加警惕。从此，他不再允许教科书和选本收入他的小说。《九故事》中的一篇《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被改编成电影《我愚蠢的心》后票房惨淡，以后卖电影版权的事再也没有提起他的兴趣。据说被拒绝的电影大佬名单中有斯皮尔伯格的名字。

　　这种隐居使得他被称为文学界的嘉宝——因不愿成名而更成名(当然也有人怀着恶意猜测他是用隐居来让自己更成名)。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买下一座小山修建了一座房子。他的余生成了传说。据说他的客厅里挤满了渴慕者与出版商，据说他往往只召见女崇拜者，据邻居说召见时间“长短不一”。

　　他隐居了，但他的书每年保持销售25万册的纪录。这些熊熊燃烧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让青年们看清楚了世界的恶俗、自己内心深处的纯洁与斗争情怀。尽管塞林格自己的电影不好卖，但秉承他的精神的电影、达斯汀·霍夫曼的《毕业生》(1967年)也成了经典。

　　无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毕业生》，都只限于展现成人的虚伪与青少年的无辜与叛逆情怀。但愤世嫉俗的追随者比革命导师更激进。1980年，马克·大卫·查普曼在纽约杀害了“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他对外界说，他杀列侬的原因都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了。另一种传说是，记者探监时曾听到他喃喃自语：“我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认为他杀的并不是偶像列侬，而是杂志封面人物。也许他认为，任何偶像都必须像塞林格那样远距离启示大众，频频出现在杂志封面未免太庸俗了(像塞林格那样登上一次《时代》封面也许是可以让革命青年接受的)。几个月后，约翰·大卫·欣克利向里根总统开枪，事后在他的旅馆房间里发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记者再次将小说与谋杀联系起来，但后来总算有传说表明杀手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影星朱迪·福斯特的青睐。

　　他的爱都没有结果

　　很多人从《麦田里的守望者》了解到塞林格，然后从《九故事》了解到小说艺术可以达到何种高度。《九故事》中的短篇的确精致，值得反复揣摩。但汉语译本却很难让人满意，其中的一个译本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最后的一段文字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子弹穿过“他”的头颅中的“他”错成了“她”。所以，中文读者无论如何解读，都只能得出悲剧性的错误结论。

　　不仅如此，1983年翻译过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翻译名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原文书名《The Catcher in the Rye》里面，Catcher的意思其实是棒球比赛里面的“捕手”，所以台湾译者将书名翻译成《麦田捕手》。我不知道两者谁更好些，因为也有台湾读者认为大陆的译名更好。这个“好”也许是更有诗意吧，但由此而来几十年的解读却围绕“守望”来展开似乎有些文不对题。

　　这种误解并非中国特有的。小说在美国热销后，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sake”和6个“fuck”。1970年代，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

　　围绕着塞林格的是他停止发表与出版作品之后引发的种种猜测。这种猜测自然是出版传记的强大动力。他女儿的《梦幻守望者：我的父亲——塞林格》、保罗·亚历山大的《塞林格传》、《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都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中文译本。

　　但翻开这些书，我们看到什么呢？也许只是读者们想看到的、能够理解的作者。其中写得最好的是他女儿的那本《梦幻守望者》，里面提供了与作家创作小说相关的细节。

　　综合这些传记，我们有了更多的传说。比如说读者得知塞林格最早记录在案的恋情是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女儿、美得令人窒息、羞涩得无以复加的乌娜·奥尼尔的短暂交往。怀着“真正的爱是没有结果的”这一信念，塞林格去了欧洲，他曾经与一个女医生结婚，但不久便分开。但有人考证出，他的妻子其实不是女医生，而是他俘虏的纳粹官员，然后被她的美貌俘虏，这对相互俘虏的夫妇在一起生活了八个月，据说她名叫Sylvia(西尔维娅)。但据塞林格的女儿说，塞林格提起这任妻子时总是把她称为Saliva(口水)。1953年他与一个叫克莱尔·道格拉斯的女学生认识，1955年结婚，11年后离婚。80年代，塞林格与小他很多岁的护士Colleen O’Neill结婚，这可能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直至他去世。但这段婚姻完全不为人知，可能他那笔头勤快得令他厌烦的女儿已经被扫地出门，而O’Neill又热切地信奉她丈夫的那一套隐居规则。

　　在这些合法妻子之外，还有他的情人之一、“纽约时报杂志封面女作家”、“耶鲁女生”乔伊斯·梅纳德，她出版了《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这些传记中的内容其实就是塞林格不想让人知道的隐私。比如说梅纳德的自传中写塞林格给自己写信，让她从耶鲁退学跟他一起隐居。她离开了那个她热爱的世界，却发现自己的生活中只有塞林格的怪异食谱，以及他的“自私、偏执和冷酷”。10个月后他们分手，据说是因为塞林格“不想要更多的小孩”。

　　在女儿笔下，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他身边的女人指责他不关心、不理睬她们，而他的结论是女人都是这么不可理喻。女儿怀孕后他说：“你看，你没有能力照顾好他，你没有权力把孩子带到这个你无能为力的糟糕世界。”

　　即使是塞林格专家也因为太喜欢他而对他的后期作品不满意。珍妮特·马尔科姆在《纽约书评》中质问：大家不是常常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吗？与托尔斯泰同时代的短视者何曾理解过托尔斯泰？尤其是，人们抱怨他们身上的那些特别的东西，有可能恰好造就了他们的伟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