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玻璃屋里的男人

　　1997年，美国《君子》杂志记者探访彼时隐居的塞林格。有人猜测他的隐居和受伤的感情颇有关系，也有人认为是其选择的一种慢性的、颇有行为艺术风格的自杀方式。既然他一贯擅长在小说里建造人心的迷宫和围墙，让人看不透其若隐若现的内心世界，那么就索性将这墙变为实实在在的物质挡住人们的视线，让人彻底看不清楚吧。

　　文_ Ron Rosenbaum 编译_ 章元佳

　　我终于驱车抵达康尼什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僻小镇。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路的尽头竖立着“禁止非法侵入”的标识牌，几个粉红色的大写英文字母显得格外刺眼。标识牌后面是浓密的树林与小径，沿着小径望去，小山上筑有一面围墙、隐约可见的铁丝网和一幢房子。

　　把车停在路边，我慢慢踱步走到路的尽头，停下望着那面高墙，感觉怪怪的。仅仅只是站在这里并未越雷池半步，没有任何要打扰的意思，但却感觉自己好像已经侵入了别人的私宅。

　　这并不是普通的私宅，而是美国行踪最隐秘男人的私宅——也许是美国最后一个伟大的隐居者J.D.塞林格的住所。

　　塞林格住所外有两个信箱，一个上面积了厚厚一层灰，想必好久没有打开了；另一个信箱的一端被打开，里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广告传单。其中有一张上面写着“让我们来帮助你宣传你的生意！”这大概是无数媒体记者和出版商们想对塞林格说的肺腑之言。自从1953年塞林格搬到这里隐居之后，美国疯狂的自我推销文化就一直催逼着这位遁世者现身。

　　古怪、沉默的隐居者

　　在我启程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康尼什小镇的前一晚，我告诉我的同行们此行探访的目的：进入塞林格深居简出的村子，凝视那传说中围在他房子外的那面墙。如果塞老突然从墙后出来并邀我和他谈谈心，我当然不会拒绝。但是我不会奢望他出现，也不会主动去打搅他，不会去敲他的门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他。我真正想要探究的是塞林格所修筑的这面墙——不仅是物质上的木头或石头墙本身，而是他在心里为自己筑起的那面形而上的墙。这沉默不语的墙也是他的作品，因为沉默本身就是艺术在雄辩地工作。

　　他的隐居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只有一扇天窗的小屋成了一个世界，当这个世界渐渐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脱离关系，他的缺席竟然变为一种在场。

　　现在，我就站在那墙之外，他就在墙内，让人恍若隔世。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到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时光能在这种沉寂中凝固。但你能深深感知这并不是被动的沉寂，而是可用心触摸的、主动的隐没。这份沉寂的代价是塞林格放弃的决心、昂贵的诉讼、自我放逐与沉思。既让人心生敬意，又让人怀恨在心。好像总有一种力量牵引着我们，带领我们质问、观察和探寻。这份沉寂诱惑着我们追寻又谴责着我们探访：当一位作家选择对外界封闭自己的心灵，我们却还要想方设法地突破其心理的防线。至少就像现在，我忍不住想要去敲敲门或在他住所的门前留下一封信。

　　这份探寻的冲动不禁让我回想起1951年7月16日《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的日子。这个日子改变了塞林格的一生。在这之前，他是个无名小卒，虽出生在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年轻时也极爱写作，但23岁参军后辗转各个欧洲战场中断了他的写作，不过也同时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1946年，塞林格退伍，回到纽约开始专心创作，五年后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鸣惊人，虽然当时出版后评论界曾褒贬不一，但是无可否认塞林格在商业上和口碑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年后，他将早前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上的七个短篇加上曾经被拒的《下到小船里》和《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以《九故事》为名集结出版。

　　也就是在同一年，不知何故，39岁的塞林格从繁华的纽约搬到了僻静的康尼什。他最初搬到新罕布什尔州这座小镇的目的并非要过起这种与外界隔绝的隐居生活。至少一开始，他并不是古怪的、沉默的隐居者，当时他和外界的联系还是比较频繁的，与住在附近的邻居，尤其是温莎高中的学生们都有来往。

　　“以前他的家总是开放的”

　　从英国作家汉密尔顿对那些高中生的采访中获知，塞林格经常邀请学生们来家听音乐，聊学校里的事，给这些年轻人买些吃的喝的。“放学后，我们会乘坐他的吉普车到他家里去玩，以前他的家总是开放的。”一位当时的高中生回忆道：“那时我们是多么崇拜他啊，他笔下的那些少年形象做出了我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

　　塞林格起初对学生们的友好还表现在甚至愿意接受温莎高中生报一名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及《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否自传性小说时，塞林格说：“算是吧，当我完成这本小说时，我大大松了口气。我的少年时代和书中的男孩相当类似，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可惜，出于利益的诱惑，这些学生背叛了塞林格的信任。这篇本应低调出现在学生报纸上的采访，却被卖给了一家主流报纸，以“独家新闻”的形式呈现出来。塞林格知悉后十分失望、生气，从此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并几乎切断了与外界所有的联系。根据当时《生活》杂志的描述：“当一车人再次来到他家时，却发现高高的围墙被筑起，墙上甚至还挂着铁丝网和报警器。”当时曾经接近过塞林格的一位摄影师说他对这些采访和八卦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直到我完成我所要做的事情，否则休想再打搅我。”塞林格对这位摄影师这样说道。

　　他的心从此如同他家的大门一样紧闭，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真的想离人群远一点，因为这个人群中有太多的人不怀好意地关心他到底有过怎样的童年创伤，性取向是否有新变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他的作品加上乱糟糟的注释和点评。既然他一贯擅长在小说里建造人心的迷宫和围墙，让人看不透其若隐若现的内心世界，那么就索性将这墙变为实实在在的物质挡住人们的视线，让人彻底看不清楚吧。

　　一闭关，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他不仅足不出户，不会见媒体，不接见出版商，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也进行几乎监禁式的管制。一切外来物包括食物、日常用品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检查并由专人送达。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诡秘在读者和媒体中都能引起几近狂热的猜想，是极好的炒作手段。人们想知道高墙背后的塞林格究竟在做什么？是在继续写作，还是已然开始打坐修行？有人甚至根据他隐居之后写出的作品内容推测“一年里，他用半年时间在佛寺内打坐，用另半年时间在精神病院癫狂。”他隐居后写的作品如《西摩小传》等，则更在字里行间体现出其我行我素和不管不顾的任性感觉：你爱读就读，不读就走人。

　　探寻往事与美国的成人礼

　　无数人想要寻找塞林格隐居背后的真相，担心格拉斯家族的故事就此完结。很多人心急火燎地驱车前往塞林格的私人住所，不得不止步于山脚下，眺望着无法跨越的围栏。此时，我站在这里，才再次发现自己居然也是其中的一个痴情的追寻者。

　　当初我在演说中表达出强烈的追寻愿望后，一位同是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的会员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就踏上过这趟朝圣之旅。在很多美国青少年的心中，探寻塞林格就好似一种“成人礼”，不仅是对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代表的美国文学进行近乎宗教朝圣般的敬意，也是给自己的青春来一次煽情的告别。

　　这位朋友告诉我一件趣事。20世纪60年代，他和其他同样崇拜塞林格的同龄人为了测试“圣人”的耐心，引诱塞林格现身而炮制了一出经典的苦肉计。这些孩子计划着把车开到塞林格家门口，然后大家纷纷撕扯其中一个孩子的衣服，把碎布包在他头上，并挤出番茄酱涂抹在假伤口上，看起来就好像刚被人打过一样。这计划听起来不错，难道塞林格听见家门口的哭声会无动于衷？他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流血的人危在旦夕吗？孩子们兴奋起来，按照计划开始扯衣服、涂番茄酱并捂着假伤口痛哭起来。伪装成受伤者的孩子被同伴们从车里甩出来，涂满番茄酱的脸做出痛苦的表情，发出求救的声音，其他人就在墙角躲着、等待着，看看塞林格究竟会不会从墙后出现来帮助他们。

　　那位朋友告诉我，当听到哭声的时候，屋子里的灯亮起来了，“好像有人在看”。过了一会，灯又关了。然后就是沉寂，长久的沉寂。没有人出来，屋子里也再没了动静。苦肉计以失败告终，大家都懊丧着脸，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离开了。但是没有人觉得塞林格冷血或铁石心肠。他们倒是认为很有可能以前就有人用过同样的伎俩，用五花八门的苦肉计来引诱墙后的塞林格现身，而塞林格似乎也已经能够轻易地辨别血和番茄酱、真痛和装痛的区别。

　　这和我以前从媒体朋友乔纳森·舒瓦茨那听来的故事十分吻合。有一次，一位妇女带着她五岁的孩子千里迢迢来拜访塞林格，她走到塞林格门前敲门，但是老塞不让她进去。然后那位妇女告诉老塞自己的孩子跟着她奔波了一天很累，而且有些发烧。就在那一刻，老塞内心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他让妇女和她的孩子进门，给他们食物吃，还和小孩子玩了几个小时，最后几个人还一起看了马克斯兄弟出品的《骗人把戏》和肥皂剧《我爱露西》。后来据这位妇女回忆，她在塞林格家里看见很多《纽约客》杂志堆放在桌子上。

　　精神层面的自我逃亡

　　这位妇女和那个五岁的孩童无疑是很幸运的，为了远离人们的视线，塞林格不惜动用法律手段和昂贵的诉讼费让自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1982 年，他曾起诉过一名男子，因为这位塞林格粉丝杜撰了一篇他的专访。1986年，塞林格得知英国作家伊恩·汉密尔顿打算出版传记《寻找J.D.塞林格：写作生涯(1935-1965)》后，提起诉讼，意欲阻止该书出版，因为这本传记中含有不少塞林格与其他作家和朋友的书信往来。最终法院裁定，汉密尔顿不得直接引用这些信件，但可变换措辞刊出。这场诉讼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塞林格隐居岁月的一些生活细节被公布于众，其中最具爆炸性的是塞林格对前女友、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婚姻的一段评论。塞林格写道：“我可以想象他们夜里在家的样子。卓别林头发花白，全身赤裸地蹲在衣橱顶上，拿着手杖摇头晃脑，像只死老鼠。乌娜穿着宝蓝色的外套，在浴室里发疯似地鼓掌。”

　　这番刻薄的评论背后有着揪心的酸楚。1941年，塞林格爱上了乌娜。但一年后，塞林格应征入伍。据说那时他每天都会给乌娜写一封长信。然而就在塞林格于欧洲服役时，乌娜却嫁给了卓别林。塞林格崩溃之余，将仇恨转移到了电影产业上。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借主人公霍尔登之口说道：“如果有一样东西是我恨的，那就是电影。”

　　有人猜测他的隐居和受伤的感情颇有关系，也有人认为是其选择的一种慢性的、颇有行为艺术风格的自杀方式，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塞林格的遁世和其寻求的某种神秘宗教情愫有关，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放逐与逃亡。超脱静坐是东方玄学冥想在实践中的推广应用，是一种疗伤的方式。事实上，塞林格后期创作的所有人物都是他通过宗教神秘主义等来反对世俗生活的替身，甚至是自己的替身。

　　当我站在“禁止非法入侵”的标识牌旁，突然感到一阵隐隐的担忧，担心我到底还是打搅了这位在寂静中深居简出的疗伤者。你真的懂他吗？懂他的作品吗？如果懂，那么也许应该在读完作品之后就安静地走开，不再追究文字背后的是是非非。

　　我不愿意敲门，但还是忍不住去了不远处的快餐店起草了一封信，引用了很多塞林格书中的话并表达出自己对他的敬意和理解。第二天，我把这封信放在堆满广告单的那个没有锁的信箱里，放下、转身、走人。我以为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是时候离开了。

　　可鬼使神差地，在要离开小镇的前一晚，我还是踱步到邮箱旁，惊讶地发现我的信和《周日早报》都被人拿走了。就在这时，忽然听到墙内有汽车发动的声音，难道塞老要现身了？那一刹那，我居然自作多情地认为也许他正要来迎接我这个知音呢！大门缓缓打开，一道强光射出，刺痛着我的眼睛，正当我要仔细看一眼车中人时，这车以极快的速度从我旁边呼啸而过，很快便消失在视野中。

　　我内心孤独至极。回到自己的车中，我唯一的愿望竟是自己找错了塞林格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