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阵地

　　以《京报》为阵地，陈友仁以惊人的勇气，投入到“革命”当中。

　　当时，袁世凯想复辟称帝，经顾维钧介绍请来了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著名学者弗兰克·古德诺来做顾问，古德诺为他写了一份英文报告，鼓吹帝制比共和政体更适合中国国情。“可能是顾维钧在其中也起了点作用，后来古德诺找到了陈友仁，他要在《京报》上发表他那份报告的英文原文，他说中国翻译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是如果共和政体在中国不行的话，那可以考虑一下君主立宪制。”陈元珍说古德诺的这一举动给了在华的英美人士一个信号，觉得袁世凯可能情况不妙了，大家都会要找一个退路。“这个时候，梁启超也找到了陈友仁，梁写了一篇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谴责揭发袁世凯的，这篇文章无处发表，梁启超要求陈友仁把两人关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谈话用英文发表在《京报》上。”梁启超是知识界的领袖，这一下对袁世凯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

　　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做国务总理，任命梁启超做财政总长。段祺瑞夺取政府大权后，就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充实自己的北洋军阀军队，北京政权只是从一个军事独裁者手里落入另一军事独裁者手里而已。“梁启超看到局势不妙，就准备离开北京，走之前联系陈友仁，把内幕透露给了他。陈友仁得到这些第一手资料(段祺瑞偷偷同意让日本人支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资源，并且在山东省享有种种特别利益，以换取一万万日元)，就在《京报》上揭发段祺瑞，结果被段祺瑞抓进牢里。”于是，陈友仁的盟友和敌手两方面都使出浑身解数，借此机会斗起法来，因为陈友仁是英国公民，友仁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英国公使馆向段政府施加压力。此时国际各方势力都粉墨登场，逮捕陈友仁而触发的风暴越来越大，最终陈友仁再次战胜对手，在段政府倒台的一周后，被释放出狱。随后，他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参加了孙中山的国民党。

　　凡尔赛风云

　　那是1917年，陈友仁成了孙中山的国际问题顾问，孙中山让他待在上海继续办报——英文报纸《上海时报》，自己则去广州成立新政府。记者的身份给了陈友仁很多便利，他经常与西方记者打交道，所以了解到的国际消息，要比其他中国人早得多。“比如他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他发现中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当时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都遭到世界列强的排斥，陈友仁就想是否能试试和苏联搭起联系。这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主要是中产阶级，开明乡绅、民族资本家等等，他们都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不敢明说要与苏联合作。是陈友仁设计了‘倾向俄国’政策——那时都不敢说‘倾向苏联’，后来就演变成了‘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1918年5月，孙中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谈判，由王正廷领头，陈友仁、伍朝枢、郭泰祺等都是团员。除了随广州政府代表团出使美国外，孙中山还给了陈友仁一个秘密使命——让他把给列宁的一封书信带出去，“因为你孙中山寄到莫斯科的信，肯定会被法租界当局截留，所以必须秘密带出去”，陈元珍解释说，“这封信后来由美国的一个华人通过安全渠道寄往莫斯科，这个人的名字陈友仁和孙中山都没有透露过。”这段如惊险故事般的情节来自陈元珍的丈夫(陈友仁的小儿子)陈依范的追述，后来又由陈女士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一本英文版的《孙中山传》中得到证实。

　　在美国的谈判进行到一半，一战结束了，孙中山就派他们去法国参加凡尔赛和平大会。但是当时广州政府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所以如果他们要想在凡尔赛发挥作用，必须与北京政府代表团合作。王正廷、郭泰祺等人都是倾美派，通过美国公使馆给北洋政府施压，使得他们融入北京代表团。“到了巴黎后，陈友仁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直接联系共产国际，这也是孙中山秘密指派的。”

　　1919年，在参加凡尔赛和会期间，陈友仁通过法国国会议员、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夏克·陶利奥和英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汤姆·曼恩两人和共产国际接上了头。十月革命后，苏联接收了沙俄时期的档案馆，其中有一份“日美秘密协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蓝辛——石井秘密协定”，即美国同意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移交日本，日本则支持威尔逊总统创建国联的计划。“苏联人把这份秘密协定带到了巴黎，并寻找机会交给了陈友仁。这个时候，凡尔赛和会正大闹山东问题，顾维钧倾向先签署和约，但广州政府代表不同意，但也无法阻止。其实当时顾维钧也有难处，因为他毕竟代表了北洋政府，不能自说自话。”陈元珍仔细讲述她所知道的内情，“陈友仁决定要揭发列强的阴谋，就把这份日美秘密协定寄回给孙中山，孙中山翻译后发表在进步的北京《晨报》上，直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陈友仁还把日美协定寄给反对威尔逊总统的威廉·波雷参议员，这在美国国会引起巨大反响，威尔逊总统参加国联的提案在参议院被否决，并且最终造成了美国民主党总统选举的败北”。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政府挺不过反对的浪潮，不得不允许北京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

　　陈元珍从家里人那里得来的事实和细节在美国人菲利普·陶(英文版《北京日报》主编)的回忆录《历史的脚注》和美国新闻记者约翰·包尔(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以前中国历史书中很少提到的，她在寻找家族史的过程中，也为复原那段历史出了力。

　　孙中山的亲密助手

　　陈友仁入阁孙中山政府后，成为孙中山最亲密的助手，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国际事务顾问和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陈友仁为孙中山先生修订并翻译三民主义，撰写英文版的《建国大纲》和《国民政府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陈元珍还澄清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英文稿是鲍罗廷和中共起草的谣言。“孙中山能说能读英文，但写不行。我先生曾跟我说过孙中山不用英文写东西。在一本法国人写的孙中山传记中也写到了，孙中山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伦敦蒙难记》，这是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帮他写的。在他们决定与苏联人联系时，希望要用英文写，因为苏联最初来的人会英文。而英文是陈友仁的母语，他又是律师，英文写作比较严密，且还帮英文报纸写过社论，所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文件都是他写的。以前有人说是鲍罗廷写的，其实他的英文更不行了，他二十多岁才去美国的，他在移民社团里，用本国语言交流。英国公共档案馆解密的一些密件里面，有一个英国驻华记者，说过所有的文件都是陈友仁写的。还有，1920年以前，孙中山从不用英文起草文件，他的老三民主义都是中文写的，而之后这些文件都是英文的，说明是其他人代写，那个人就是陈友仁。”

　　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联苏容共、扶助工农。而其中《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被孙中山比作“大会的精神生命”，宣言包括三部分:中国的现状、新三民主义和对内对外政策。陈元珍把“新三民主义”比作孔夫子、林肯、马克思思想的三合一。“美国人的《孙中山传》里写到孙中山和陈友仁如何合作把‘大同’(great harmony)思想译成英文。为什么要搞孔夫子的‘大同’世界呢？因为孙中山要跟苏联人讲，我们不反对共产主义，但我们不要你们的共产主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国家，这个来自孔夫子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接近的。这也是孙中山为了“讨好”苏联人的一个策略。另外，在英文版的三民主义中，他们为了避免得罪西方列强，又引用了林肯的话: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当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共产主义宣言》只在北京图书馆才有，陈友仁自己出钱买了全套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运到上海。在修订翻译新三民主义时，就使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语汇，比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等等。这真是一个大杂烩，当然这大杂烩也是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孙中山在讲三民主义时，是看人的，对英美派，他就大谈美国宪法、英国议会制，对左倾的，他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而孔夫子的思想则适合大多数的中国知识阶层。”

　　除了《大会宣言》，孙中山还保留了两个英文文件作备用，就是《建国大纲》和《国民政府的组织》。《建国大纲》(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开宗明义就说我们要引进外资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时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没想到当年的狂想恰恰与60年后的中国政策暗暗相合。《国民政府的组织》则是孙、陈两人研读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成果，这两个备用文件指明，国民党的目标是民主立宪的中国。

　　1924年11月，冯玉祥控制北京后，邀请孙中山北上，陈友仁也随同前往。这时孙中山已是癌症晚期，孙中山逝世前一天，陈友仁代为起草英文《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中苏友好政策。在孙中山去世后，陈友仁作为他的亲密助手，他和宋庆龄仍极力维护和延续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