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外交

　　1926年，陈友仁接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中，英国人说香港政府不会同意赔偿罢工工人，也不允许他们恢复原职。那时蒋介石准备北伐战争，把罢工委员会解散了，武装也解除了，三百多个参加罢工的工会之间内讧也已爆发，整体情况很混乱。后来，在陈友仁的斡旋下，罢工最终才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家里人告诉陈元珍，陈友仁在省港大罢工事件中功劳不小，后来陈元珍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得到了证实，台湾学者在俄罗斯找到了鲍罗廷在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发言中说到了陈友仁在其中周旋。“鲍罗廷说，那时陈友仁在与英国人谈判时碰到重大问题，会去征求罢工委员会的意见。当然最后由他做决策，广州政府肯定后执行。”

　　当时英国方面强调沙面事件引发省港大罢工，可是到底是谁先开枪根本说不清楚，陈友仁在谈判中提出把谁开第一枪的问题放一放，先解决被英兵打杀的五十多个工人的赔偿问题，并建议由中、英双方政府各自拿出一笔钱平定罢工。陈友仁又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国民党不得不单方面结束省港大罢工，并且通过由英国控制的海关增收百分之二点五的进口货的特别税法”。这项额外税收还能赔偿罢工工人的损失。最终，英国人让步，陈友仁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并以此告诉激进的工人们:他与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

　　陈友仁与大英帝国的外交胜利不止这一次，另一次更加辉煌。那是在他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当时英国水兵打死了中国人，群众运动在背后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在台前，是作为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巧妙周旋。他熟知英国法律，又让地下工会会员帮忙，他们引开印度巡警，使得英租界成为真空，陈友仁则派中国军警进去驻守。当英国人要求接管时，陈友仁给予他们准备好的一击——根据大英法典，英国已从租界撤退全部侨民，这等于放弃租界，中国人民有权收回租界。当英国官员发现留下的印度巡警被调走时，才知中了陈友仁的计谋。当然此举并没有让英国人完全放弃租界，只是为中英谈判增加了筹码。陈友仁一边安抚其他列强，一边对列强之首英国咄咄逼人，为使英国签订收回租界的协议，武汉政府提出愿意以法治理收回的租界。本已动摇的英方代表因外国居民社团的反对而拒绝签约，英国及其他列强派军队包围上海，在长江和中国海岸有171艘战舰，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这时，全国人民在各港口城市的示威游行起了重要作用，最终英国方面妥协了，同意在协议上签字。

　　这份以双方谈判代表的名字来命名的“陈——奥麦莱协议”规定，中国收回的租界，其主权属于中国司法的范围，其行政管理由中英双方的代表组成。法庭由中国政府建立，大法官是从通过伦敦律师考试的中国律师里选拔，留在收回的租界的英国侨民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过去的英租界改名为汉口市“第三特别行政区”。陈友仁为外交解决中国租界问题提供了一个先例。陈元珍还告诉记者一个生动的细节:“解放后，我先生杰克回到中国，周恩来总理想让他做外交部顾问，‘我们要使外国人知道，我们将来收回租界要用和平外交的方式，你父亲的解决办法很好。’杰克说:‘我不是个外交家。’周恩来说:‘没关系，你是陈友仁的儿子嘛。’周恩来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当时已经在为香港问题做考虑了。”

　　武汉政府从建立到失败总共不到7个月的时间，值得一提的就是外交战线上的杰出成就。这一时期的陈友仁风光无限，报纸上几乎天天可见他的名字，他也实现了当年放弃一切回国的理想——成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强人。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提出分共、清共，当时陈友仁极力反对。“当时国民党内左派只有三个人反对清共，陈友仁、宋庆龄和廖仲恺的太太何香凝。但是宋庆龄没有亲自参加会议，她委托陈友仁帮她投反对票。何、宋两位毕竟只是声望比较高，真正在武汉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力排众议的就是陈友仁。”陈元珍说，“虽然他也知道这只是拖延，但是毕竟能为共产党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那时候，邓小平、陈毅都在武汉，上海‘四一二’后，周恩来也躲到了武汉，是友仁和杰克救助了他。”陈元珍认为，这给了中国共产党喘息的机会，后来中共建立政权后，对陈友仁的评价一直比较高，并且在他去世后(被日本人软禁在上海，后因拔牙而死，真正死因有猜疑)把他(部分衣冠遗物)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