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83岁的巢峰给我的第一印象就颠覆了我对年龄的偏见。他几年前搬进位于延安西路一个时髦的新楼盘，在偌大的房子里，各种版本齐全的《辞海》分列在书橱中。他虽戴着老花镜，手里把玩的可不是紫砂茶壶或铁蛋子，而是一只时尚潮人爱玩的手持阅读器。事先，早就有人跟我“爆料”说，老巢最近有了新宠，在辞书出版社进进出出，时常能看见他埋头于手中的平板儿，琢磨着还有啥新功能可开发，其状十分可爱。

　　直到亲眼所见，我终于信了。

　　巢峰手里的阅读器是近来狂销7万套的2009年出版的《辞海》(第六版)的衍生产品。此次编纂的《辞海》，首次推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的手持阅读器。这不，新品还未正式投入市场，老巢就弄了一个样品先玩起来。巢峰说：“人会老去，《辞海》不会。目前国内的一些电纸书厂商最大的‘瓶颈’只是在卖硬件，内容资源跟不上，而《辞海》搭上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平台，又是一种生命力的延续。”老小孩儿当即提出，要跟记者比试查《辞海》的速度。查的是被《辞海》(第六版)收入其中的热词“蜗居”，他的手持阅读器当仁不让地胜了我，这个编了一辈子《辞海》的老头儿仰头哈哈地笑，十分得意，十分天真。

　　去年年底，巢峰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名单。令人伤感的是，名单中很多名字都打上黑框，韦君宜、叶至善、边春光、严文井、赵家璧、钱君匋、胡道静、罗竹风、舒新城……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如今却已然离去。空下来，巢峰会对着这些名字一看很久，特别是罗竹风、舒新城二位，都跟《辞海》有着道不尽的渊源。如今，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上，他们“小团圆”了，老巢早已看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交谈中，我发现巢峰对社会文化事业始终抱有热忱，始终充满反思精神。他编了这么久《辞海》，却认为不该拿《辞海》稿费，他说领了工资就不该再拿稿费，况且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没拿。他用积累下的几十万元稿费设立了“巢峰基金”，用于出版社的公益事业。他还说打算搞一个“《辞海》编纂奖”，奖励为《辞海》工作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可以不计得失，可是不能不为他们计”；他说，《辞海》过去的编写方式，在现在看来已经有点过时了。那个千军万马、劳师动众的投入，实在可以动脑筋改革一下。他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收词可以在网上搞，《辞海》的作者总要由年轻人来担任，不能总是我们这些老头儿……

　　我们的对话，片刻没离开过《辞海》，偶尔我将话头扯出去，老人总能适时地兜回来。83岁的他，每天还坚持去出版社上班，想的也都是《辞海》那些事。我曾用当代青年的思维去揣测，一个一辈子活在《辞海》这桩事中的人生，究竟是种不幸还是幸福？通过巢老一下午声音高亢、目光矍铄，能准确地记得每一件与《辞海》有关的往事，并用他并不标准、带有阜宁腔的普通话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逐渐找到了答案。

　　两个“不曾想” 两个“难忘怀”

　　经历过《辞海》40年编纂修订工作的巢峰，在2009年第六版《辞海》面世前曾忧心忡忡：因为工具书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总是上市火爆一阵，然后发行量逐步递减。在人们习惯用Google、“百度知道”代替传统工具书查阅的当下，新版《辞海》能够打破“怪圈”吗？

　　如今，上市4个多月卖了7万套这一事实打破了老巢的忧虑。巢峰认为，新版《辞海》彩图本的旺销，与其十年一修是分不开的。社会形势和科学技术文化等天天变化，如果不加修订和编纂，工具书就没有生命力。

　　巢峰对很久以前的事记得非常清楚。他告诉我说：“其实《辞海》一直是畅销书，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辞海》自第二版(1965年出版的“未定稿”)出版以来，各种版本已累计发行近600万套。各学科的分册销售已近2000万册啦！”1975年，当时的巢峰顶着“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下”到辞海编辑室，未曾想过自己将与《辞海》相伴40多年。

　　同样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79年《辞海》(第三版)面市的盛况：当时全国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在那个历史转型期，新版《辞海》是带着300多万册的印数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是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巢峰回忆说，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是36元，而《辞海》缩印本的定价是22.20元，并不便宜。因为供不应求，一本《辞海》当时的黑市价居然卖到44.40元。上海工具书店被蜂拥而来的人挤得没法了，甚至出台了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辞海》的“土政策”。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还留存着对那本绿封面精装的《辞海》的记忆，“70后”当年几乎都在父母亲的书架上或结婚照片下见过它的“身影”；而父母一辈人，直到现在还会把它作为怀旧的一抹念想。

　　“《辞海》的一次次修订和编纂，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巢峰说，1979年版《辞海》修订有件令他难忘的事。在1965年版《辞海》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曾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周恩来总理逝世前不久，告诉他的机要秘书，千万转告《辞海》编辑部，杨度晚期加入了共产党，并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未能公开。周恩来嘱托，新版《辞海》上若有“杨度”这一条目，千万要把他后期这段历史写清楚。

　　《辞海》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后，专门派人去访问杨度的两个弟弟，结果不得其详。后来夏衍为此提供了具体材料，证明杨度是中共秘密党员，并曾参与营救李大钊，晚年到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1979年版的《辞海》将杨度一分为二来写，既写他拥袁称帝，也写他晚年加入共产党。”

　　“《辞海》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巢峰说。

　　《辞海》生命力在“十年一修”

　　“29年前，确定了《辞海》十年一修订的规则。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巢峰记得很清楚，“十年一修”是在1981年1月28日的那次《辞海》主编扩大会议上定下的。会议由前任主编夏征农主持。

　　那时，1979年版的修订工作结束不久，这次会议上，这些人切身感悟着同一件事：作为大型工具书的辞书，若干年后必须要修订一次，否则会逐渐失去生命力。1936年版的《辞海》在建国后基本失去使用价值，1965年未定稿版深受“左”的影响，很多条目在1979年出版显得很不合时宜甚至错误。

　　修订的时间多长合适？巢峰印象中，十年似乎是个大家公认的合适时间间隔——“辞书修订是个累人的活，通常每次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知识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

　　巢峰颇为自豪地说，“像《辞海》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每十年修订一次，国内少有，世界上也少见。”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了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

　　和1999年版开机印刷都办“开机仪式”相比，2009年版的修订工作显然有些低调。虽然工作不广为人知，但《辞海》编辑委员会这样按部就班的修订已是第四次，如不是因为“超女”、“快男”这些流行词汇是否收入《辞海》的争论，《辞海》第六版的编纂很可能悄无声息。

　　巢峰说，像这样关于流行词汇收入的争论，也只可能出现在2009年推出的第六版《辞海》中。因为，这是《辞海》第一次在语词部分收入大量现代汉语。这版《辞海》还增收了过去从未收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条目。有新词收入，自然就有条目被删去，这次词条改幅超过全书内容三分之一，增加一万多条，删去七千多条。总字数比1999年第五版增加10%。

　　“这一看似惯常的做法，当年可是经历过巨大的冒险的。”巢峰告诉我，1979年版《辞海》是《辞海》诞生以来修订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从1978年10月接到国家出版局传达的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出版，到最后出版成书，只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这个速度，所有参加过当年修订出版的人事后提及，都觉得是奇迹。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以往参加过《辞海》编纂和修订的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等待平反；继第一任主编舒新城1960年病逝之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在1977年去世；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包括编纂队伍重新组织、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必须在不足9个月时间全部完成。

　　那年，在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上海市临时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的处所，巢峰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张高约2米、长约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各学科工作进程一一列好，完成就插一面小红旗做标记，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当时《辞海》的稿费其实十分低微，“修补”或“撰写”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3元人民币，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5.5元。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编辑指导思想的确定才最让人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