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12月25日陕西南路25弄进驻首批《辞海》编纂大军之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三天。虽然邓小平已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后的1981年才做出的，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认识。

　　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写？对领袖人物怎么写？对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对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一个接一个的具体问题都是疑难杂症，但都必须一一直面。

　　主编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二十多天，无功而返。

　　《辞海》编辑部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做出超越当时时代认知的惊人之举——在有关文件下发之前，自行制定《辞海》修订处理稿件的具体意见。

　　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最终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

　　有好友死命相劝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甚至也做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的打算；主编夏征农更专门用4小时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

　　最后，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立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的核心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陈瀚伯还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通知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此举，推波助澜地帮助了《辞海》编辑部的“冒险”，把握了历史洪流的流向。

　　《辞海》的努力赢得了读者的尊重，正是这版《辞海》，创造了凭结婚证认购的传奇。然而，就是这样的市场热捧，让《辞海》人感觉不安。进入1980年代，《辞海》人觉得1979年第三版的局限：改革开放让时代飞速前进，《辞海》显得不够丰富了。拿社会学学科来说，编辑部尽管邀请到社会学家费孝通撰写和审定该学科的条目，但也只收入了18条，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学科。除此之外，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政治学没有脱离法学而单独成类；法学中，行政法、民法等内容相当单薄，经济法、国际私法等未列入收词范围；新兴学科宗教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空间电子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出现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亟须在《辞海》中体现出来。

　　1984年，《辞海》进入1989年第四版的编纂(主编为陈至立)。这是《辞海》迄今耗时最长的一次修订，共花去五年时间。当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84年并非一个简单的年份。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这一年里，万科、联想、科龙、长虹、海尔等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公司横空出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场社会变革，在积蓄六年能量后这一年终于磅礴喷发，到处都上演着“零的突破”。

　　巢峰用“树大招风”形容《辞海》的处境。他说起两年前互联网上掀起一阵批评《辞海》1999年版的狂澜。对那场轰动一时的批评，《辞海》编辑部经过认真查核后发现，除个别词目合并是否恰当，个别人物经历或事迹的表述与1989年版相比，是否过简、需要斟酌外，其余意见大抵捕风捉影，或是对辞书的无知。他说：“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而《辞海》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事实上，《辞海》在记录世界和中国变化的同时，它本身的变迁亦已构成历史的一个侧面。

　　“未定稿”与“浦江集结”

　　“《辞海》在新中国的首次修订，历经8年。让《辞海》人愤懑的是，辛苦完成的《辞海》没能正式出版。”“400多名顶尖的的学界泰斗，白天黑夜，工作生活集合在一个地方。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时间分别是半年，一个多月，再一个多月。”

　　“他们的名字是苏步青、贺绿汀、李国豪、谈家桢、周谷城……促成这样的风云际会是个不堪的原因，而结局也令人沮丧。”

　　据巢峰回忆，1936年，《辞海》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37年，下册出版。自此，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伯鸿)从1915年以来的梦想——出一本与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辞源》相对抗的综合性辞书——实现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一时间，学界竞相追捧，以拥有一部《辞海》为荣。

　　不过，1936年版《辞海》的时代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对中国共产党，以“共匪”和“反革命”相称等。而且，这一版在语词释义上，不少条目的书证都来自第二手资料，未经勘误，导致错误较多。

　　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脱胎换骨”的整修迫在眉睫。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接见了与他同龄的湖南老乡、《辞海》主编舒新城，希望舒挂帅修订《辞海》。可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辞海》修订有序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1200多万字的新《辞海》的编写，在2600多人的直接参与下，没用一年时间，就基本成稿。

　　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造成的结果就是“浦江集结”：因为《辞海》修订的初稿质量实在太糟糕，1961年2月20日开始，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不得不聚集上海浦江饭店达半年之久，重新编修《辞海》。

　　这400名学者的集结是值得记住的！这群学界泰斗，不少人都是带着“右派”的帽子投入《辞海》工作的。那该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怎样的风云际会呢？数学家苏步青，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在一起讨论、编写词条，他们还在一起生活、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巢峰告诉我，在1961年的艰难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浦江饭店受到非常好的后勤照顾，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资贫乏时期，他们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另外还有进口烟、茅台酒可以买得到。

　　这样的集中，在编修1965年第二版时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是1964年1月至2月底，这次是根据有关指示，让《辞海》对彭德怀、项英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因为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罪人”，这一次，中国现代史中的词条大都被动过。

　　大家感觉到非常沮丧。以至于当时主持《辞海》编辑所的副主编杭苇不得不一再给大家打气：“改归改，虽然中央批准《辞海》在内部发行，作为我们的要求，一定要达到公开发行的水平。”

　　但这样的妥协并没有为《辞海》带来好运。修改、校对之后的《辞海》直到1965年4月，才冠以“未定稿”得以刊行。当时历经8年，《辞海》仍然没有成为一部正式的公开出版物。

　　一生虽有憾事，无悔人生选择

　　巢峰告诉我，他为人一生，最不喜欢为了一己私利去求人。现在他住的房子是小儿子孝敬他的，他从来没有想过问社里要房子要待遇。说到小儿子，巢峰脸上顿时洋溢着笑意。他说小儿子“头子活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因为在厂里表现突出被选为团支部委员，红榜都贴出来了，却因为政审时有个“走资派”爸爸，被当场除名，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恢复高考后，他被上海师范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毕业后做了一名工程师。“改革开放以后，这小子用所有的积蓄来买股票认购证，一下子买了400多张，我也骂他。可是没想到他一下子成了有钱人了。”

　　巢峰说，小儿子的生意后来一直做得很好，这点也不像他；而小女儿多多少少遗传了点他的特长。巢峰闲暇时候最大的爱好是下围棋，但是他自己承认下不过小女儿。从小喜欢围棋的小女儿，曾摘得过上海成人围棋赛的第六名，她的老师是带过芮乃伟等人的围棋名师。小女儿从小就“脑子好使”，曾被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同时录取，后来去了南大。女儿上世纪80年代末去了美国，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现在已在美国开枝散叶。“老巢每周都通过电脑视频和女儿、外孙女说话，把电脑都使坏了”，巢峰的助理在一边叨咕。

　　说话间，老巢的老伴王老师端茶进来。老太太一头银发，讷讷地很少说话。看得出老巢很心疼老伴，他告诉我，老伴很少出门，要在家照顾有病的大儿子。这几乎成了老巢一生最痛心和遗憾的事，当年大儿子插队落户10年后回沪找工作，可执拗的老巢放着在出版界的地位，却坚决不肯为儿子托关系走后门，儿子一次出门时被车撞倒，脑袋着地，就此成了傻子，生活完全依靠妈妈照顾。发生这样的不幸，对一个寻常人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而老巢两口子就这么守着时而清楚、时而糊涂的大儿子过日子。但时至今日，他依旧不后悔当初做人的坚持。

　　本报记者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