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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纵队”之死

　　1960年代，北京最为活跃的两个地下文艺沙龙，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组建的“X社”，另一个便是张郎郎组建的“太阳纵队”，曾被称作是“中国文艺复兴最初的梦想”。只是在特殊年代里，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亦是一种罪。郭世英很快遭批斗，被反捆双臂后坠亡；张郎郎则曾因思想罪一度被判处死刑

　　文/杨敏

　　“我认为我们热爱诗歌、热爱美术、热爱艺术，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不可能永远变成一个罪行。”张郎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已年逾花甲的张郎郎，黑框眼镜，白衬衫，V领毛衣，儒雅的学者装束，但是当诗句突然从他口中奔涌而出，热情坚定、略带狡黠的目光透过玻璃片射出来，老文青的原形就毕露。

　　张郎郎，1943年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父亲张仃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布文是作家，抗战时期两人就奔赴延安。1968年，“红色”出身的张郎郎因组织“太阳纵队”等多项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年3月5日， 在即将执行死刑时，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方假释出狱，后漂游海外。

　　2010年2月，张仃病逝。父亲病危之际，张郎郎从美国返回。在其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公寓里，张郎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提起当年的“太阳纵队”，他称写诗为“玩诗”，或“玩写诗游戏”。但在一个全民都戴上思想紧箍咒的年代里，“玩游戏”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自由，乃至生命。

　　成立组织已经是很大的罪

　　“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张郎郎脱口而出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这一年，张郎郎14岁，还是北京育才中学的初中生，是俄国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者。

　　在育才中学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以张郎郎为首，每天早上总有几个剃着光头、穿着军衣、腰里勒根电线模仿“老马”的孩子，高声朗诵“老马”的诗，不知疲倦，忘乎所以。

　　“我想像狼一般地吃掉官僚主义，证明文件我瞧不起，任何公文纸片都滚他妈的去”。这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是张郎郎们朗诵最多的诗，他解释：“意思是行政啊官僚啊，这一套系统是资产阶级法权强加在红色政权上的，而真正的红色政权是不需要这个的”。

　　1962年，张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后转学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附中。张郎郎的母亲陈布文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一名文学老师，她很少对人提及她的前一份工作：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秘书。

　　母亲对于文艺的爱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家里探讨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郎郎和同伴张久兴、张新华(其父为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张振洲(其父为大提琴家)、董沙贝(画家董希文之子)、杨孝敏等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张郎郎诵读了长诗《燃烧的心》，在诗的结尾，他说：我们——“太阳纵队”，获得满堂喝彩。当晚的朗诵会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它带来的集体狂欢的热力仍在持续。董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大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那天人很多，有一半人留在张郎郎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则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在一个冬春之交的日子，有着暖暖的斜阳，北师大莜庄楼的一个空教室里，七八个年轻人因为对诗歌的狂热，成立了地下沙龙——取名“太阳纵队”。阳光照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但阴影就此埋下。他们无法预知，这个组织将在未来的几年里给每一个人带来灾难。沙龙的核心人物张郎郎，高声宣读了起草的章程：“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回忆起当年的天真与意气，张郎郎仍心有余悸，“别的组织都是口头说，我们还有正式的章程、宣言、宗旨。后来我们才知道，你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就已经是很大的罪了。”

　　精神盗火者

　　1963年秋，张郎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太阳纵队”及沙龙人员又有所扩大，加入了美院同学巫鸿、蒋定粤、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吴尔鹿，以及牟敦白、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甘恢理、王东白、张寥寥、邬枫、陈乔乔、耿军、张大伟等人。

　　1963年，刚经历过大饥荒的中国人，身体上的饥饿已经有些缓解，精神上的饥渴却无从满足。“太阳纵队”成为最早的精神盗火者之一。“太阳纵队”的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

　　张郎郎回忆，“我们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很多人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所以一听就把别的小孩震晕了。我们有一本也被人偷走了，当时哪怕被你打死，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那本书给偷走，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的饥渴。”由于对《愤怒的回头》推崇备至，张郎郎还将此书带到学校，从头至尾高声念给朋友听，董沙贝曾给大家大段大段背诵《在路上》。

　　“太阳纵队”还经常去沙龙成员之一“老七”家聚会，“老七”父亲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家里藏有大量的西方现代音乐的唱片。西方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老七”的父母诚恳地找张郎郎谈话，给他亮出了黄牌，怕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张郎郎回忆。但是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有一条罪状就是：在公共场合传播反动音乐。

　　“当时有一个同学，拿了一个他们家从国外带回来的录音机，很大，搁八节大电池，我们又跟留学生要来了披头士的磁带，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身上，说我的灵魂要跟它一起震动，因为跟他之前听的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

　　张郎郎记得，他们曾在颐和园聚会，把录音机放在船上，当时有一个工人还问：这是什么歌？那时候中国人认为只有阿尔巴尼亚人是革命的，有个同学就说：就是那个霍查(时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父亲村里面的人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