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公安局对一个年轻人的通缉传单。传单上的男青年有着浓密的、长长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张郎郎。

　　此前，听说郭世英的沙龙“X社”成员全数被捕后，“太阳纵队”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化整为零。张郎郎将之形容为“凛冽冬风百草散”，他后来表示：“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郎郎父亲、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仃被当做走资派打倒，张郎郎被拉去陪斗。“文革一开始他们斗我爸，弄特别高的台子，从上边打下来，后来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想象的革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行为。”从批斗现场回来之后，张郎郎便为“太阳纵队”的杂志设计了一期封面：两个红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满黑色的栅栏。

　　父亲被打倒后，母亲让张郎郎去找剧作家海默帮忙劝慰父亲，在那里张郎郎又遇见了好朋友“老七”。从海默家出来时，“老七”突然问海默：你还相信毛主席吗？海默反问：你们呢？“老七”说：我不信了。张郎郎摇头：我不知道。

　　多年后，张郎郎描述“太阳纵队”成员的特立独行之处：“我们跟别的青年不一样，第一我们不会狂热地追随中央文革，实际上我们也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的；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对江青大不敬。”

　　1968年，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的负责人。传播江青的历史成为张郎郎的又一大罪状：“当时是很多人都在流传对江青各种各样不利的话，江青就想知道是谁。后来我变成主犯的原因是因为我中间逃跑，我跑了以后，大家都以为我已经跑出国了，然后再问就说是郎郎说的。其实就说了一部分，但后来把我抓过来的时候就变成都是我一个人说的了。”张郎郎为自己辩护。

　　张郎郎决定南下杭州。“王东白和郭路生他们送我嘛，他们当时都是小孩，我当时就是写诗的老大了，说走以前再给我们留下几首诗，我说逃跑哪有心思写诗啊，王东白还拿了本子，我说我给你们写几个字吧，然后我就写了‘相信未来’四个字，还留了我的名字。”

　　1968年6月14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

　　此时张郎郎24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

　　彻底被解构

　　“橡皮筋，我爱跳，‘一打三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投机倒把我反对。”1970年，这只是孩子们口中的一首普通儿歌，但大人们的世界却因此风声鹤唳。

　　1970初，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结果在文革浩劫中，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党史纵横》作者阎志峰在《“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一文中记述：“从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28.48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级文件时，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张志新等就先后被加以‘现行反革命’ 罪名，惨遭杀害。”

　　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可以因言论和思想获罪，且不经审判可直接判处死刑。因言获罪的张郎郎恰与遇罗克关在一间屋子里。当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来到张郎郎家，通知说张郎郎要被处死，母亲陈布文一直没有表态。张郎郎后来知道：“我妈年轻的时候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里说，有人因为写东西而判死刑，她觉得这个人是英雄，她说我没想到我儿子也是这么个英雄。那警察以为老太太疯了。”

　　1970年3月5日，一批死刑犯在工人体育场等待最后的宣判。后来成为导演的何群与张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体育馆外的树上听最后的宣判结果，但没有听见张郎郎的名字。

　　他连忙赶到张郎郎家告诉陈布文。“我妈不信，因为事先通知都知道那天是要被枪毙的……但是公安局一直没下死亡通知书，他们也不知道我死没死。但死缓几个月后，就能让家里寄东西，给一表，让画钩，家里就知道我没死。”张郎郎出来后听说，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

　　1971年，死里逃生的张郎郎被送到河北饶阳，他将在那里度过六年的监狱时光：拧麻猴、写小说、讲故事、听人讲故事，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生活。

　　有一天，一个狱友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才知道，这首被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的诗，竟是当年“太阳纵队”的“小孩”郭路生(诗人食指)所写。1970年代，继“x社”和“太阳纵队”之后，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陆陆续续又兴盛起来，参加者包括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北岛、芒克等，他们构成北京地下文艺的潜流，只为着自由思考与自由创作的那一天到来。而“太阳纵队”的后备力量——郭路生和张寥寥，其诗歌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们以剑作为纵队标志，顶端分出三支剑头，分别代表诗歌、音乐、美术。有学者说，这柄剑象征着中国文艺的全面复兴。

　　张郎郎认为，这些思想的火把均是一脉相承。

　　而“太阳纵队”已烟消云散。张郎郎被捕后，连累了在军中服役的张久兴，他最终自杀；甘露林上了军校，也被整得自杀身亡；于植信被送到新疆，上世纪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其他“太阳纵队”的成员也饱受冲击。

　　在张郎郎的《“太阳纵队”及其他》一文后，附了部分成员的现状：很少有人再写诗，除了仍在精神病院疗养的郭路生。张郎郎自己曾经商，也曾做过访问学者，写小说及回忆文字。

　　张郎郎总结他们这一批人远离诗歌后的状态：“不光是转向文艺，还有商业，对政治普遍厌倦。从王朔后，它就彻底被解构了。好处是没人再做这种梦，坏处是在这种环境下写作品就没什么热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