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们，就没有1980年代的文艺复兴

　　当这批青年学子进入壮年时期，按理说应该是事业上的黄金期，身体、知识、阅历都处于巅峰阶段，正想有所作为之时却纷纷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期间更是遭遇人生的最低谷，甚至迎来牢狱之灾。想搞创作的被迫中断，只能偷偷摸摸地搞翻译。中国一流的作家在写检查、声讨书中度过自己的壮年时代。比如辞职专事翻译的钱春绮家藏上万册外文原版书，全被搜抢一空。

　　然而，在最为艰难的时期，这批人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而是想尽办法从事翻译。绿原在狭小的牢狱之间，开始自学德语，竟成为德国文学翻译家。后来他翻译了《神曲》、《里尔克诗选》等名著，有不少已成经典。查良铮每天在打扫公厕之余，悄悄译起拜伦、普希金等人的皇皇巨著。他在离世前，把一个装有《唐璜》译稿的铁箱交给最小的女儿，嘱托说也许很久以后才有出版的希望。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在他们身上得到最好的诠释，他们是真正的现代英雄，传播、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命脉。不被世人理解，也毫不关名利，从翻译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寄托，终生不渝。

　　这批人还算幸运，他们大部分活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又迸发出第二次青春。他们的翻译事业在上世纪70、80年代达到了顶峰，译著层出不穷。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影响了中国新一代作家，他翻译的许多作品堪称完美。王道乾翻译了《情人》等作品，在汉语世界创造了“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令相当一批作家从中获益良多。钱春绮接连翻译歌德、海涅、波德莱尔、尼采等人的著作，其译著《浮士德》至今无人超越。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译介，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复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当代没有哪个作家敢宣称自己没有受过译著的影响，这并不可耻，当外国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事实上已经成为汉语作品。现代汉语的历史不足百年，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而译著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能力。在这批翻译家的不少译著中，现代汉语甚至首次绽放出青铜般的光泽。已故作家王小波曾在《我的师承》中写道：“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这恰是翻译家们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