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之后，光华永存

　　这批翻译家的人生就像一个哑铃，中间小而两头大，青年和晚年时期的成就最高，而壮年时代却不幸埋没。在长期的沉寂中，他们并没有荒废手中之业，一旦有机会就重新焕发活力。他们的翻译作品之所以出色，外语功底自不待言，他们的中文修养也极高，要超过很多所谓的作家。事实上，他们大多有过创作经验，能在外文和汉语之间尽量找到最佳的词语转换。比如钱春绮为翻译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自己就创作过几百首十四行诗，翻译起来自然得心应手。这种创作经验是当今大多译者所不具备的。

　　在这些翻译家的译著中，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感悟也糅合了进去，绝非简单的语种切换。王道乾翻译的《情人》开头素来为人所称道，但那沧桑的语调未尝不是译者自己的心声，读来感人肺腑。王先生年轻时酷爱法国象征派文学，晚年重拾旧好，翻译法国诗人兰波的《彩画集》，让熊秉明感叹，那翻译的语言几近于王道乾自身最后的“天鹅之歌”。饱尝世事辛酸，翻译何尝不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实际上，这批翻译家的身上凝聚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一段心灵史，只是不受人关注，他们的晚年大多颇为孤寂。由于翻译稿费30年不变，钱春绮晚年生计难保，幸亏上海文史馆每月给他1200元维持生活。一代翻译大家尚且如此，令人倍感心酸。杨宪益先生暮年独自过着斯多葛式的清淡生活，整日静坐，只剩下烟酒二友。香港翻译家黄灿然在看到杨先生生前的一张照片后叹道：“生命已是炉火纯青，也接近万念俱灰。”

　　不会再有这样的翻译家了，他们先后凋零，携带自己的历史而去。但他们并没有离去，他们的译著将会流传下去，被更多的人阅读。我的书架上就放有他们的诸多译著，这些书曾经温暖并将继续温暖每一个阅读爱好者的内心，我用阅读来向他们深深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