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派传到上海，未到北京

　　16岁我插队去内蒙古，劳动了六年多，那是又能适应又不能适应的生活。能适应是指可以吃苦，不能适应是指精神贫乏。

　　刚开始非常困难，知青们完全不懂得生活，半年没有粮食吃，就吃土豆和胡萝卜，我体重变成82斤。后来学聪明点，我们买了一些小猪和小羊，放到农民家里养，然后给农民钱。这样到了第二年，肉就多得吃不完了。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无法排解，我看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书，这些不可能和农民交流。也有性的苦闷，可最苦闷的时候我也不想去抱农村女孩。也有一批人在那个年代逃避现实或者超越现实，包括一些诗人，郭路生、北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诗歌的进步比较早，当时有内部图书，已经翻译了聂鲁达、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的作品，诗歌的形式感，相对而言更适应革命年代。

　　任何文化的发生，都需要环境的刺激。我重新捡起画画这个工具，大约是在1969年到1971年的时候，我被派去画革命宣传画。我在1979年，开始接触到西方艺术。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毕加索死掉了，但我不知道毕加索是谁。

　　印象派已经传到上海，可是传不到北京，因为被徐悲鸿他们挡掉了。后来我还是通过日本传过来的一些画册，才看到塞尚、毕加索。

　　全国旅行，离不开北京

　　1979年我们一帮人做了“星星美展”，紧接着1980年又举办了第二届。“星星”是最彻底的艺术运动，也是事实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发端，但是今天的主流声音已经不再提起。其实当年“星星”游行的时候，我在所有投票的人里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但我最后又去参加游行了。因为我是“星星”的召集者，“星星”又是游行事件的理由，是这场博弈中最重要的砝码，我不能不去。我如果不去，其他人的责任就太大了。

　　我这个人是认准了一件事，就会负责到底，因为我知道做事的底线，知道自己可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我在广场上贴了一首诗叫《人民的悼念》，结果被抓进去，关在工厂里的一间单人牢房。没有进正式的监狱，这算是比较幸运，关了四个月，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给放出来了。

　　“四人帮”倒台后，我也获得平反。我从此找到了信心：不就是蹲监狱吗，蹲一会儿就出来了，有什么可怕的？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二十来岁，就去全国旅行。我走了二十多个城市，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北京。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味道，但我离不开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