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馆建成后，不出意料地出现了很多反对之声。有人觉得“斗拱”的造型太传统，没有体现出创新；有人觉得场馆外表大面积使用中国红，作为代表中国的元素，这种颜色太普通；还有人觉得在上海设计这样一个充满古典气息的建筑，与“海派”文化格格不入。面对争议，何镜堂的回答平和而不失自信：“对于一个建筑，谁都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建筑也有其艺术、文化的性能，每个人见仁见智。”何镜堂称，往常的建筑方案一般由建筑行业内部的专家评判，而中国馆则要接受全中国人的评论，建筑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满意。让何镜堂感到欣慰的是，中国馆的设计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认同，“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游客，对中国馆反响都还不错。”

　　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建造的埃菲尔铁塔，现在已经成为巴黎的地标性建筑。本届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无论从高度、大小、形态还是它的地位来看，都称得上是本届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本届世博会结束后，中国馆能否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成为上海的新地标？何镜堂表示，人们对于建筑的态度总是不断变化着的，比如，埃菲尔铁塔刚造好时，大家都不喜欢，甚至非常厌恶，认为在巴黎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浪漫之都出现这样一个钢铁怪物是非常不协调的。法国文化界人士和市民也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但是，埃菲尔铁塔在世博会期间受到了游览者的欢迎和肯定，并渐渐成为巴黎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中国馆能否成为新地标，这件事情不是我说了算的，同时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说了算的，这要经过历史的考验和社会的评价。”

　　除了世博会中国馆，何镜堂还曾主持设计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大都会广场、中国市长大厦、华南理工大学人文馆、鸦片战争海战馆、深圳科学馆、佛山电力大厦、浙江大学新校区总体规划及主楼、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重庆大学、江南大学、广州大学城、北京奥运羽毛球馆、北京奥运摔跤馆等。说起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何镜堂选取了两项工程，一件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另一件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何镜堂选择了众多的建筑元素，深切悼念遇难的同胞，控诉大屠杀暴行。“我今年72岁了，那场大屠杀差不多发生在我出生之时。70多年后我主持设计了世博会中国馆。”主持这两项设计，何镜堂觉得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到中国馆，恰如中国从灾难屈辱走向繁荣富强的两个坐标，能够参与这两个设计，自己也感到一种责任。”

　　何镜堂说，一件优秀的建筑作品是会说话的，在它面前，人们会对它体现出来的文化蕴意有所深思。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在通过“冤魂的呐喊”雕塑、灾难之墙、累累白骨充分展示侵略战争的野蛮残酷、谴责战争和屠杀罪行的同时，何镜堂更通过一系列艺术形式，如“和平大钟”、主题雕塑“和平女神”、和平广场等，告诫警示人类防止和远离战争，追求持久和平。通过两种对比，让人们顿生珍惜幸福、期盼和平之感，有效地提升和弘扬了主题。雄伟壮观的中国馆，以“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象征着中国的崛起。

　　年逾古稀的何镜堂并未停下忙碌的脚步，天津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成都火车站……何镜堂未来几年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他向记者表示，希望以后也能有机会去山东进行建筑设计。“现在是社会推着我向前走，当一个人的工作与社会追求同步时，会发挥很大的能力。我走的是设计与研究结合的道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何镜堂爽朗地笑着说。

　　只有充分具有地域、文化和现代特色的建筑，才能称为优秀的建筑，把外地或外国的建筑简单照搬过来，不是城市规划建设的方向；城市规划和建筑要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但在成绩的背后，城市的规划建设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千城一面、缺乏个性就常常被人们所诟病。对此，何镜堂有着自己的思考。

　　“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和世界隔绝太久，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十分落后保守。改革开放初开国门，国外的思想、理念、技术一拥而入，人们来不及消化吸收，往往全盘接受。”何镜堂介绍，现在中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几乎占全球的一半，人们建设城市的热情太高、速度太快，一幢建筑物几个月就建起来了，工地上到处可见倒计时的标志。思想的发展跟不上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人们没有时间仔细研究，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急功近利，抄袭国外的研究成果，结果造成“千城一面”。“千万不要觉得外地和外国的好就把它搬过来，这不是城市规划建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