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是比大胆……只要我们写出‘新’人来，就是新的小说，就是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社会。 ”

　　辽宁日报：那么您如何评价最受争议的长篇小说创作呢？

　　莫言：长篇小说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认为有很多作品写得很好，但是，我读得确实不是特别认真，因此不愿意去武断地评价。我个人认为我还是很努力的，我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自己在文学上的理想。 2000年我写了 《檀香刑》、2004年写了 《四十一炮》、2006年发表了《生死疲劳》、2009年年底发表了《蛙》。这四部长篇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是，《檀香刑》在思考的问题和小说艺术上的探索我个人是基本满意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遗憾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小说中执刑场面的描写过分自然主义，是否需要这样的描写？肯定是需要，但是，量上是不是可以删除一些，这方面我觉得当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这部小说从民间取材，借鉴和学习民间戏曲，在文体上做出了一些探索，不管成功与否，也算是我个人比较独特的思考，因此，我觉得《檀香刑》在我整个的创作历程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四十一炮》又是从童年视角对当下社会的假冒伪劣现象给予了艺术化的批评。而《生死疲劳》则表达了我对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动物视角和人的视角的交替描写，还有对历史过程当中很多异类、异端的肯定，以及对有价值的个性和无价值的个性的辨析，我认为也是过去小说中很少看到过的。如果把这些也全部否定，而且说得一无是处，我自己当然不愿意接受，而且我相信，大部分读者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另外，《蛙》这部小说里，姑姑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话剧形式和书信体的混杂，不能说是了不起的创造，起码也代表了我个人对小说形式探索的持续的热情。

　　辽宁日报：您提到《檀香刑》中关于执刑场面的描写可能过多。我们发现，当下中国作家的创作似乎有一种趋向，他们更愿意去写“丑”的东西、“痛苦”的东西，小说的故事以及人物常常会使人觉得不舒服。有人认为，中国的小说太缺乏温情、缺乏爱、缺乏经典文学所能带来的“美”的感受。

　　莫言：我觉得可以去评论一个作家的一本书美太少了，丑太多了。但是，如果要对一个作家作总体评价的话，至少需要读一下他最主要的代表作。我的《檀香刑》里面确实是写了一些恶的东西、丑的东西，但是，其中难道没有美吗？美不仅仅是肉体之美，也包括精神之美，也包括人格之美。 《檀香刑》里县令钱丁这个人物，就可以用美来概括。 《丰乳肥臀》里博大的母爱、宽厚仁慈的包容，能说不美吗？《生死疲劳》也写了男女之爱，尽管是不伦之恋，但它是真挚、真诚的。读者当然有他各自不同的喜好，但是，一部作品里如果充斥着甜腻腻的爱情，那不如去看言情小说吧。当然，我认为这些批评都是有益的。到底一部作品里面美和丑的比例应该是怎样的？我也同意无论写怎样黑暗的社会现实，最终都应该让人看到一点希望，哪怕是在悲观的大背景下很渺茫的希望。我一直都在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一直在实践。

　　辽宁日报：从《蛙》这部小说，可以看出您在创作上与当下现实更加接近了，这种接近是否是您未来的创作趋向呢？

　　莫言：有人认为这部书写的是没人关心的陈旧的问题，我觉得这部小说写的问题恰好是千百万人关心的问题。 《蛙》是我创作历程里跟现实贴得非常近的一部小说。但是，作家并不是在比大胆，谁写了一个什么重大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关键还是用艺术的方式触动了千百万人最关心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为什么要触碰这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而《蛙》便涉及到了生也涉及到了死。我认为，可以把人灵魂深处的东西，那些平时我们所忽略的东西表现出来。这样的敏感题材为探索的深度提供了可能性。当然，我认为即便是写历史题材依然可以贴近当下的现实。题材没有新旧之说，关键在于所触及到的人的灵魂深度，在于你的故事、你的题材、你的小说，是否真的有所发现，是否发现了以往作品所没有发现的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假如有所发现的话，它就是一部新的小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所谓写“新”人的概念，俄罗斯文学里，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等等，他们的创作也是遵循写“新”人的概念。屠格涅夫写《父与子》的时候，有人批评他写的是很旧的东西，然后他便重新构思，最终写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父与子》。并不是说我写的是一个“90后”的小伙子，就是“新”人，你写了一个“80后”，就是一个“旧”人，不在于人的实际年龄，而在于作家对他的开掘和了解，你是否创造了一个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如果是，那么即便你写的是一个清朝人，那也是一个“新”人。否则，你写的人物哪怕昨天刚刚20岁，但在过去很早很早的小说中已经出现过类似的人物，那他依然是个“旧”人。文学的“新”人和“旧”人，是这样划分的。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写出“新”人来，就是新的小说，就是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社会。社会问题迟早会陈旧的，今天写一个现在非常重大的千百万人关注的问题，比如房价，但是，过了两年后，也许没有人再关注这个问题了，变得很陈旧了。以问题取胜的小说很短命，不单单是写问题，而且是写了问题中的人，而且这个人是“新”人，那么小说也就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因此，谈到我今后的所谓的贴近现实，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贴近。并不是在于非要去写千百万人关注的房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写，但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