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不同层次的作家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追求和理想，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追求畅销、追求流行，只要不犯法，不伤害他人，那就无可指责。……没有必要把严肃文学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去，应该平等看待，让文学有一个百花齐放的环境和心态。 ”

　　辽宁日报：我们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10年，三个不同时期，您都有优秀的作品问世，如果将上述三个时期的文学环境加以比较的话，您个人认为哪一时期的文学环境更利于您的创作？

　　莫言：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谈一下个人的感受。很多说法可能会招致许多人的批评。如果我说现在是比较宽松的，有人肯定会说，你又在唱赞歌。但事实上，我自己的感受是：80年代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那时文学创作领域确实存在很多的禁区，我的很多同学写了历史上的事件，比如皖南事变、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俘虏、国共战争中一些有人性的故事等等，都被批评，不允许发表，即便是发表了也可能会受到批判。当时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我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描写对越反击战，叫《战友重逢》，也是在七八家刊物之间转来转去，最后有一家刊物说可以发表，但是要砍掉1／3，砍掉的都是我认为最有光华的部分，后来这部小说在90年代的时候发表了，说明到了90年代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更宽松了，禁区少了。进入新世纪，外部环境相比八九十年代而言，又进一步放宽了。当然说一个时期比较好，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就一切都好。

　　辽宁日报：环境的变化还包括其他因素，比如商品经济的影响、数码时代的冲击等等，作家们的心态是否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呢？

　　莫言：80年代的时候是稿费制，没有版税制，作家对市场也比较漠然，出版社也不像现在一样对印数有狂热的追求，但是，那个时候依然有许多名利的外在因素对作家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吸引。不能说那个时候就是黄金时期、什么问题都不存在。到了新世纪后，版税制、市场化、流行文化大行其道之后，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之前讲过，文坛就好像池塘一样，其中有很多种鱼，每种鱼都有自己最适合活动的深度和区域，每个水域和深度之中，也必然会有最适合某类鱼食用的食物。文坛亦如此。各个不同层次的作家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追求和理想，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追求畅销、追求流行，只要不犯法，不伤害他人，那就无可指责。

　　辽宁日报：那么，您觉得此类作家的存在不会对当下文学的整体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吗？

　　莫言：这是文学中的一类，我们不要总是站在一个所谓的纯文学、严肃文学的立场上去俯视、鸟瞰别的类型的文学，应该用一个平等的态度，站在平等的立场来看待，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写的是严肃文学而沾沾自喜，盲目地去贬低其他类型的文学。比如武侠小说，能贬低吗？贬低它难道它就低了吗？严肃文学里所表现的思想在金庸的小说里难道没有表现过吗？而且，金庸的小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必然有它的道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严肃文学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去，应该平等看待，让文学有一个百花齐放的环境和心态。

　　辽宁日报：批评界对当下文坛的状态有诸多的评论，观点各异，站在作家的角度，您又如何看待当下批评界的状态？

　　莫言：我不想对批评界说三道四，批评和创作两者不可偏废。我知道创作界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包括我本人的创作也一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需要克服。同样，批评界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我觉得主流还应该是好的、健康的。对批评家的整体讲是这样，对某一位批评家讲也是这样。有的人在批评界名声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把他一棍子打死，彻底否定。可能他现在确实做了些不光彩的事情，但也应该看到他曾经作过一些很好的批评。在当下，对批评界、批评家的要求也不能是求全责备的态度，应该是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