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档案馆的历史资料显示：1952年6月初，戚惠昌已获得香港方面的电报同意，以现有资产抵所负债务的前提，来与政府实施谈判。按接收方的估计，公司流动资产约值五百二十八亿元(旧币)，大部分为原料、物料、成品及在制品。不动产包括厂房、地皮估计为一千亿元(旧币)。负债方面，资方估计约四百亿元(旧币)，大部分为欠税、滞纳金、偷工减料款及职工退职金、解雇金、福利基金等项。而如果按照税法严格计算的话，偷税漏税的罚款及按照实际偷工减料资方非法所得计算，则负债数要大大超过流动资产数。戚惠昌向我方表示香港方面愿意全盘转让，对负债如何计算无意见，只希望不需要港口外再汇款来。

　　外事处认为，此时谈判条件已经成熟。自14日起，由益民工业公司正式开始谈判转让事项。

　　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交锋阶段。最终，在双方对英商企业的资产总数，包括厂房、生产设备设施、流动资金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进行评估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确定其资产总和低于所拖欠的国家的税款和债务总和，即资不抵债，益民工业公司将代表政府把企业完全收归国有。

　　这是1952年6月27日的下午，谈判双方终于谈妥了转让条件，并草签了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写上：“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及联号厚丰有限公司之董事会鉴于各该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不善，资金枯竭，负债过巨，无法继续维持，兹特授权各该上海分公司经理戚惠昌全权办理将各该公司在华全部财产自愿转让与益民工业公司永远为业……”

　　离开谈判桌后的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去一个夜晚，就风云突变。

　　6月28日上午，肥皂公司总务科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暂停签署协议。

　　戚惠昌接到香港急电，称“转让谈判尚需正式(official)考虑。在你得到我们的全权委托以前，你所同意及签订的一切，我们不予承认”。

　　这对于刚刚获得实质性进展的谈判，无异于当头一棒。戚惠昌也被搞懵了。他显露出为难情绪，希望益民公司暂缓进厂接管，同时再与香港通电联系。

　　远在海外遥控的英商出尔反尔，要推翻代理人与接管方已经达成的共识。他们想以时间来赢取空间，在谈判桌上收复失地。而对于身处西方世界封锁中的新中国、对于迫切想恢复生产建设的中国人来说，时间又是那么宝贵……

　　我方接管人员决定抓住时机，不给英商翻盘的余地。江泽民同志及益民工业公司和外事处的干部，都找戚惠昌作了恳切的谈话，他们晓之以理，陈明利害，并解除其顾虑，希望戚惠昌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此前英商对他的承诺与授权。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戚惠昌终于决定：挣脱伦敦和香港的遥控，真正行使自己作为全权代表的权力。他在谈判协议书和契约上签下了“全权代表戚惠昌”——英方委以的头衔和他的姓名。随后，戚惠昌又同意益民工业公司人员依约进厂接管，并开具了相关信件。

　　这是1952年6月28日，一场原本很可能破裂的谈判，终于以维持原先的结论而结束，波澜不惊地落下了帷幕。

　　6月29日上午，戚惠昌电话报告香港，接管草约已经签订生效，益民公司将于下午正式进厂接收。他还询问香港方面，电报中所谓“正式”考虑一词的含义。香港解释为：还要经伦敦股东会同意。英方意欲以股东会的名义，酝酿集体谈判计划。在通话中，香港方面责备戚惠昌说，只授权其谈判而未授权其签字，戚惠昌不该在未取得全权委托前即行签字，还对于所签草约表示不承认。然而，戚惠昌告知香港：全部谈判均依港方指示进行，香港授权谈判转让及转让条件之电报已作为证件呈交政府，草约已经成立，法律上、道德上及事实上均不能更改，劝告香港守信守约。

　　6月29日下午，江泽民同志和益民工业公司的接管人员一起，走进了位于杨树浦黄浦江边的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门，开始行使对这家英商企业的权利。

　　此时我方掌握以下证件：香港授权戚惠昌谈判转让电报，香港两次来电关于全部财产与全部债务相抵作为转让条件的电报，戚惠昌来函声明被授权谈判转让函，双方签字的转让承认契约草约，请求益民公司人员下厂接管函。

　　从此，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华东工业部中国肥皂公司。

　　接管工作仍在持续中。事实上，上海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与益民工业公司的承让财产协议，直到1953年4月24日才正式签署。协议结尾，盖有华东工业部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的图章，合同甲方则是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全权代表戚惠昌，见证人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和生活化工学会。

　　从清点财产到正式签署协议的过程，还有大量繁杂的工作。戚惠昌协助清点委员会对工厂的厂房、设备、存货、档案等进行了彻底的清查，为摸清企业的底子创造了条件。周伟说：“戚惠昌的转变，离不开江泽民同志对他的影响。”江泽民同志离开肥皂厂之后，戚惠昌还特意去看望过他。事实上，离开谈判桌，离开肥皂厂，两人之间已没有公务上的瓜葛，戚惠昌的举动，可以理解为他对这位昔日谈判对手的尊重与钦佩。后来戚惠昌赴香港定居，与江泽民同志仍有一些联系。

　　从分坐于谈判桌两边的对手，到走出会场后的朋友，年轻的江泽民同志将纷繁复杂的事务迅速理清头绪，在风云突变中抓住机遇、化解矛盾，展露了政治智慧。

　　江泽民同志回忆说，当年对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接管，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和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的直接领导下一步步进行的。接管工作组的成员曾经多次去外事处开会，讨论接管中的各种情况，研究相关政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要研究对付英商的具体策略。他说：“在我印象中至少有过三次，我们一起在上海大厦开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