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音乐课中加入京剧唱段的举措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尤其是已经确定的15首唱段里居然有9首来自“样板戏”，更是令不少论者有不知今生何世之感。一些网友甚至义愤填膺地把此举视为“文革”回潮的一个标志。不过，个人看法，问题的症结也许不在于“样板戏”是否应当进课堂，而是进什么课堂和以怎样的方式进课堂。

　　作为一个听着“样板戏”长大的人，我对于这种特殊的戏剧艺术有着十分复杂的感受。一方面，理智上知道这些产生于十年浩劫时代的特殊艺术作品可谓典型的“恶之花”，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极端化的思维，甚至对历史事实的公然歪曲。不过，因为那是小时候惟一能够接触到的戏剧类型，虽身在苦难之中，但是那些唱段时刻在耳边响起，与自己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所以每当重新聆听，不自觉仿佛回到了那既有悲苦又有欢愉的少年时光。况且“样板戏”的音乐又那么富于创新气息，加入管弦乐队的伴奏较之传统戏的“三大件”，表现力自然是丰富了许多，特别是那些需要以更富立体感的音乐语言表现的内容，诸如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那一段，柯湘的唱段“乱云飞”等等，假如没有管弦乐的伴奏，真难以获得那样舒展挺拔、酣畅淋漓的效果呢！自己有些固执地认为，如果编写京剧史以及音乐史，“样板戏”仍然是不能遗漏的一个篇章，正如现代小说史不能回避浩然、德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写纳粹文学一样。

　　可是，把这样的唱段放到中小学音乐课里却值得商榷。首先是目的大可质疑。有关人员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我认为这样的定位对于“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那样的唱段也许是适合的，但是“样板戏”的产生分明是京剧史上的一场所谓“天翻地覆的革命”，它本身是反传统的，也绝非“优秀文化”，把不共戴天的两件事情硬捆在一起，显示的是决策者对于历史的无知，对于什么是我们优秀的戏剧传统缺乏最基本的思考。

　　与这种无知和不思相适应，决策者没有意识到，尚处在对于是非缺乏辨别能力的小学和中学学生刚接受戏剧和音乐教育时，便以这样相当病态的作品开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柏拉图曾对于在教育中受艺术教育者接触“坏精神”作品的危险提出告诫：如果他们“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咀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就铸成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到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起，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但是，“样板戏”的那些唱段却完全不是那种体现友爱、正直、节制、和谐的作品，毋宁说它们的精神大体上都是在鼓吹一些与上述美德相反的精神。所以，让中小学生浸淫在这样的音乐和唱词里，实在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不过，如果心智大致成熟，我们就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事物，既有美的，也包括丑的，以培养健全的判断力。所以，“样板戏”理应在大学的戏剧史和音乐史的课堂里占据着应有的地位，这样的课程当然不仅仅应该向戏剧或音乐专业的学生开放，而且应该面向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专业的学生，或者通过专题讲座、专场演出让我们的学生们认识这样的艺术，把它们与传统京剧做出比较。比展示和比较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应当把这种艺术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品中包含着怎样的“坏精神”及其对于国民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做出细致的解说，从而补上一段被人为遮蔽了的历史的叙述。　(贺卫方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