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不久前发生的教授骂教授事件，总算以骂人一方认错，并从自己的博客中删除那些文章结束。这多少让我感到一点欣慰。这说明，学术界、新闻界还有能力形成健康的舆论，通过自身努力维护学术道德的底线。

　　毕：我没有你乐观。这件事能够达到让人满意的结果，主要因为当事人只是北师大的普通教授。如果他不是普通教授，而是一个拥有权力背景的人物，能不能承认自己的失态，就很难说了。我们看到更多的现象是，一方明明有错，因为担任一官半职，或者背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绝不向舆论低头。

　　梁：在中国，学术批评长期和权力纠缠在一起。让学术批评回归常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批评一直没有走上正常轨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谓的学术批评常常是政治裁判、政治声讨。谁要是被定位为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受审的份儿、检讨的份儿，连答辩机会也没有。从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1957年反右，1958年拔白旗、批教授，到60年代哲学界批杨献珍，经济学界批孙冶方，史学界批吴晗、翦伯赞，文艺理论界批邵荃麟，一直到“文革”打倒一切，都是这种批法。前些时候看到有人对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讨论津津乐道。不错，当时对古代史分期的意见达六派之多。但六派意见从根本上说还是一派，还是“五阶段论”的主张。如果你根本不赞成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来套中国古代历史，就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还有人回忆，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比较像样的学术讨论。当时，毛泽东发了话：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于是高二适有了与郭沫若争鸣的机会。双方各讲各的道理，谁也没有压倒谁。但这种个案在那个时代只是个别的。更多的所谓学术争论，都是一面倒，受到毛泽东支持的一方，都是真理在握的架式，就是要把对方彻底批垮。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影响了一代人。青年学生都想走李希凡、蓝翎的道路，批判权威，一夜成名。后来，蓝翎成了右派，李希凡也跟不上了，榜样就成了姚文元。

　　毕：当时只有陈寅恪敢于要求学术研究允许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否则不肯担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这成为空谷足音。当然，他也有特殊的条件，国际影响大，斯大林曾经向毛泽东当面表示对陈寅恪的看重。况且，他的意见，只是私下表达，没有公开发表。

　　梁：改革开放的头10年，中国学术批评的环境一度有所改善，出现了比较像样的学术争论。于光远和孙冶方两位经济学家，相约写文章互相批评，展开争鸣。他们想给学界带一个好头，让大家懂得，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表达的权利，尊重你的人格，这是一种基本的学者风范。一些学术刊物，也有意组织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当然，政治权力介入学术争论的惯性还很强大，比如批判异化和人道主义，就不只是笔墨官司，还撤销了当事人的行政职务。批判诗歌界的三个崛起，弱势的一方也被迫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

　　毕：进入新世纪，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更普遍的问题是，学术活动和利益捆得太紧。所谓学术成果的背后，是职称、头衔、评奖、项目、经费，等等。这几年，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拨款越来越多。这些经费主要以课题费的形式，向大学和科研院所投放。有些项目，投入资金之高，令人咋舌。有的项目经费已经不单是资料费、旅差费、生活补助，还可以买车，可以出国。学界的兴奋点，也从学术问题本身，转向课题背后的巨大利益。

　　梁：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批评就产生了新的变异，从政治斗争的婢女，变成了经济利益的小妾。你看，当今以学术评论面目出现的文字，有多少是认真严肃的批评？大多数都是宣传、吹捧、溢美之词。而这种宣传，背后形成了一种操作的潜规则，利益均沾，让吹捧者和被吹捧者皆大欢喜。社会已经对这种潮流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在这种氛围里，认真的争鸣反而成为一件伤感情的事。如果谁要公开发表文章说某人的学术成果水平不高，有硬伤，反而很罕见。被批评者首先考虑的不是你的批评是否有道理，而是怀疑你是否别有用心。教授骂教授事件，我想就是这样造成的。

　　毕：有人寄希望于学者提高自身修养，增加自律，来改善学术界的生态。我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光靠学者自律改变不了整个学界的风气。我想，更重要的还是要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改变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让学术研究和过多的物质利益脱钩。否则，丑闻将层出不穷。(梁子民 毕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