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8年的另一种文学记忆：今年长沙理工大学将文学院与法学院、行政学院合并成文法学院。长沙理工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长沙水电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曾是水电师范的重头戏，经上世纪90年代院系调整合并之后，已风光不再。但命运更不济的是2000年以来，很多理工科和财经类院校为办综合性大学匆匆上马的一批汉语言文学专业，近两年来先后因生源不足被撤销，或被改弦更张成“中文+某个专业”。这不由让人想起2007年3月，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副台长程鹤麟先生提出的所有大学本科不需要再设置目前市场需求度很低的“中文系”之言论。

　　显然，中文学科的发展在今天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首先得承认，随着科技分工越来越细、学院制度越来越工具化、社会需要越来越技术化和舆论化、文化生产越来越娱乐化，传统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学术确实正在失去其效用和市场，社会不再需要太多以往那类人文性和综合性很强的人才，因此传统的中文系人才培养模式也在现今的情势下，显得不合时宜。如今，连一些老牌名校的中文系学生也因为工作前景不明、环境与心态的日益浮躁化，而怀疑自己的专业出路。

　　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教育、文学方面的知识生产也存在严重缺陷和偏差。高校文学研究的日益体制化、学科化和学术化，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学的学术研究，却抛弃了感性、经验、审美和活生生的内容，抛弃了热情、热爱和审美体验。中文系以往那种充满朝气与文学气氛的环境为机械而僵滞的氛围所代替。上世纪80年代乃至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热爱文学阅读与写作的那种情境，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了。

　　这些现象背后，首先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争，是在所谓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具理性”与实利主义极度张扬下，技术走强而人文式微的表现形态之一。在一个功利主义风行一时的年代里，在技术理性和消费逻辑的夹攻下，大学学科和课程的设置往往被实用化、功利化标准主宰，再加之一些高校办学的市场化倾向，以及一些不切实际、不合理的评价体系，人文学科的边缘化日益严重。

　　中文学科的危机亦来自于其内部。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文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正式设立，文学从此走上长达百年的“学科规训”之路。在不断地被制度化、学科化、范式化的过程中，文学慢慢被当成了可以用各种科学方法和模式解释的对象。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先生在北师大回顾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时，对近年来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弊端也表达了失望和焦虑：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在文学课上常常被教师“大卸八块”，在对诸如背景、年代、人物、情节、结构、艺术特色、影响等进行条分缕析、面面俱到的技术性“解剖”之后，文学已变得面目可憎，又何谈让学生心向往之？又何谈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帮助一代年轻人抵抗物质主义对其心灵的侵袭！而当下，人文知识分子所谓的“岗位意识”自我认同，虽然对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很有建树，但如何有效地介入和关怀青年学生参与文学活动，接受审美教育，却亟待有识之士的探索。那一套套看似高深的理论术语与作家以及读者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很难建立关系。

　　中文学科与文学教育的危机，亦预示着当代文学的生存困境。大学中文学科的设置其实是文学发展的另一种资源。现代大学尤其是大学的中文学科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时北大、清华中文学科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服务于“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为现代人文精神提供资源。而在今天这个工具理性日益发展、消费文化与快餐文化兴盛的时代，文学沦为纯粹的一次性消费品，其审美性已被商品性扭曲，文学之于社会和人生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净化作用正在逐渐消解，文学存在的现实意义开始令人焦虑和怀疑，而这也是大学中文教育式微的原因。 ■彭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