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就改行

　　“有机会就改行！”连续3个月没有找到工作的宋盛安无奈之下去了一家兽医站，但改行的想法却一直没有变。

　　宋盛安是云南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学的是饲料营销专业，而他的理想是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他学的饲料营销专业今年很吃香，每个毕业生都有两三个岗位可供选择。即便如此，该专业签约率仍不理想。

　　宋盛安是调剂生，从入校起，他就有了转行的打算。为此，他制订了详细的“转行计划”：专业课能考过就行，更多时间和精力则辗转于学生会和实习企业之间。

　　4年来，宋盛安过得很充实，从校学生会外联部部长做到主席，白天忙工作，晚上熄灯后还要看书，“虽然比高考还累，但就是为了锻炼能力，毕业转行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不仅他，他的许多同学也都在忙着改行，转学其他学科，找房地产企业、广告公司实习……

　　宋盛安承认“转行的压力的确很大”，首先就是专业不对口，虽然能力锻炼了不少，但专业知识上却没有竞争优势。想考MBA、MPA吧，又都要求有工作经验，“做了这么多努力，到最后要实现理想为什么还是这么难？”

　　宋盛安的困惑在农业院校中普遍存在。以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为例，每年都有一半毕业生不愿从事农口专业。

　　“今年毕业生134个，提供的岗位200多个，但大批学生还在喊就业难。”该院学生科科长李耘说。

　　几位多年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老师一致认为，“结构性就业难”才是农业院校面临的主要问题，“农口毕业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他们想要的工作。”

　　资料显示，农口毕业生选择的就业单位依次是党政机关、其他事业单位、科研和设计部门、高等学校和其他教学单位，其中优先考虑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占到 79.64%。

　　而实际上，据统计，西部农业院校每年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只有5%到10%。绝大多数毕业生能选择的岗位只能是企业和基层。

　　即使是去企业，学生也希望是实力雄厚的国企或外企。对中小企业，不少学生担心企业寿命短，过几年还得二次就业。据介绍，有80多家中小企业，每年到贵州大学招人，却年年招不到人。

　　“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大批学生借考研突围，或转行或干脆“漂”在城市。云南农业大学就业中心主任李永能说，学园艺的搞管理，学林业的搞营销，甚至还有的卖保险、做售楼、卖服装，舍弃专业的学生至少占到40%。

　　下去的纷纷回城

　　不单是应届毕业生不愿下基层，已经下去的历届毕业生也纷纷转行回到城市。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要回到城市去。”虽然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农口，但路羽向往城市的决心一点没减。8年前，路羽从新疆某农业院校毕业，这个来自城市的学生当初第一志愿就报考了畜牧专业，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刚毕业，他放弃了一家大企业，到一家刚创办的饲料公司做营销，不到一年，他成了公司的销售冠军，随后当了营销部经理。

　　两年后，由于公司发展出现波折，他改行了，做食品、玉器销售、卖保险，每种工作时间都不长，“这些事初中生毕业就能干，发挥不了自己的专业特长”。

　　此后，路羽去了新疆一家大企业养牛，他成了企业最年轻的养牛场副场长。然而，企业经营困难，他再次跳槽，去了一家中美合资饲料公司，既搞营销又做售后服务。

　　干本行业，让路羽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但他总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感觉。“这个行业又脏又累，工资待遇低，社会地位低，我还是想在城里找一份工作。”

　　留在基层不是没机遇，一些同学搞个体，做饲料、兽药销售，几年下来，也都有了数十万元的资产，但那需要资本。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回到城里。

　　许多人认为，整天跟农民打交道，没法提高，没前途。而且呆在基层，娶个老婆都成问题。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使我国农村成为人才‘洼地’，这是目前体制的利益导向出现的必然结果。”新疆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綦群高说。

　　基层和城市的生活条件、工资待遇差别太大。在基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就业，每月工资不到1000元，而在城市，不但工资高，还有各种补贴；农业企业的月工资在1500元左右，而同等学历的其他专业，月工资则在两三千元。

　　在基层，许多人干了一辈子连个副科级职务、副高级职称都拿不下来，如果遇到企业倒闭，连个就业的机会都没有。

　　加上农业院校的贫困学生比例高，一般在50%以上，大多靠借贷完成学业，“城乡收入的巨大反差，严重影响到毕业生对基层的兴趣”。

　　在贵州大学的农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至今有56名毕业生直到还款期满仍然没能还清贷款。“一些贫困县能不能发出工资都是个问题，他们的还贷难明显影响到了后面几届毕业生的情绪。”有学生告诉主管就业的老师宋冬梅，去农业局的学长连贷款都还不起，还怎么下基层？

　　想下基层下不去

　　彭启双是云南曲靖宣威市的土肥专家，最近一段时间，他常常愁得睡不着觉，眼看着就要退休，自己花一辈子时间研究出的测土配方肥料技术，不知能传给谁？

　　他研究的肥料可使农作物增产10%到20%，目前已被推广到省内20万亩土地。

　　“青年技术人员已经出现了断档，一次进四五十个都不嫌多。”老彭说。

　　宣威市农业局局长王斌说，局里下属的专业技术人员有163名，绝大多数在四五十岁，实践能力强，但理论水平弱、知识老化严重。

　　事实上，该市农技口两年没进大学生，但仍然超编22个人。

　　“没编制已经成了大学生下基层的最大障碍。”綦群高说，编制一般由省一级严格规定，需要拨款配套。不少地方已对县乡农技人员入口进行“冻结”，在新疆，从2000年开始就明确要求乡镇机关原则上不允许招收毕业生。一些急需用人的基层农技部门只能自己出钱，从毕业生中招收“编外人员”。

　　缺人，但又进不了人，已经成了西部地区政府的两难问题。

　　农业人才对接矛盾凸现

　　即便是来了新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又有着各种摩擦和矛盾。

　　一个“师兄”的基层经历让贵州大学学生陈沐改变了去基层的想法。

　　这位师兄毕业后去了云南省某乡镇从事农技工作，准备“大干一场”，半年后，师兄却背着行李准备下年考公务员。

　　刚到基层，师兄四处搜集资料，走访农户，根据当地实际写出一份“发展建议”交给领导。可3个月过去了，一直没回音，师兄去问，领导轻描淡写：“噢？还没看。”又过了两个月，再去问，领导干脆一句“不行！”打发了他。整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抑郁一段时间后，他背包回了城市。

　　“干了10年，我基本上没摸过农机。”西部某县农机局一位干部说，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统计数字、给农机挂牌照，为农机找活干基本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即便学生愿意下基层，农村可提供给他们发挥才能的空间也不大。”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秦自强提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大多“网破人散”，目前农村一家一户的分散式经营很难为毕业生服务提供载体。

　　2002年前后的乡镇机构改革，将农技人员管理由县(区)下放到乡镇，但乡镇政府又无力管理，发不出下乡补助，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趋于“线断、网破、人散”。没“破”、没“断”的地方，县乡财政也往往窘迫，发工资都困难，更无力接收大学毕业生。

　　在用人单位看来，大学生来了用不上，理论强，实践弱，知识不全面。

　　宣威市农业局市场信息科科长邹连斌认为，大学生还不如农村培养的农技员，农村讲实践，农技员就够用了。

　　“这是高校扩招后反映出的共性问题。”在对用人单位的追踪回访中，李永能得到反映，大学生到岗后“缓苗期”过长。

　　“这种担心，主要还是来自学校培养和用人单位间的3个对接矛盾上。”塔里木大学学生处处长赵军说，用人方重应用，学校培养重基础；用人方要全能，学校培养有差距；现代农业要求学生知识新，学校培养却难做到。李耘老师认为，问题更多还是出在学校的培养上，扩招后，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跟不上，“黑板上种小麦”的问题解决不了。此外，学校研究和农业发展脱钩，专业设置赶不上社会需求的变化。

　　缺人、缺钱，使西部农村发展和人才补充陷入“恶性循环”的尴尬。

　　曾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云南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姚天国对此深有感触。姚天国算了笔账：云南全省2000多个乡镇共有农业人口3600万，每个乡镇需要七八十名农技人员，但实际目前只有30名左右，缺口50余人，全省农业人才缺口将近10万。

　　一份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科技人员0.0491名，发达国家则为1名。同时，我国农业院校学生就业率一直徘徊不前，绝大多数毕业生留在了城市，从事着与农业无关的工作。

　　“一边是农村基层严重缺人，一边是很多学生转行就业，两者间的人才对接的确需要认真反思。”秦自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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