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农”字是救命稻草？

　　招生难就业难压迫下的教育理念之争

　　农业院校招生难

　　招生难是西部农业院校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招不到优秀人才怎么能培养出优秀人才呢？

　　在西部省区，同样是二本院校，扩招前，许多学校招收的学生考分基本都在本科分数线以下。扩招后，招收的学生也基本都是在本科线附近。招生时，许多院校只要看有人报考就招，进校后再调剂，从经管、机械制造等学科调剂到农学、畜牧兽医等专业。

　　对于好多考生来说，如果考试成绩不理想，又不想落榜，那报考农业院校则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措施。

　　“农业院校招不到最好的生源，很多学生都是被‘调剂’到农口的，入校后的学习积极性大打折扣。”在贵大农学院，经调剂进入该院学习的学生占到80%。

　　西部某院校曾连续几年出现招不够学生的情况，只好发动老师到附近的高中去招人，游说那些落榜的学生，只要能来上学就行。

　　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调查显示：在技术类教育选择上，城市居民倾向于报考高等农业院校的只有1.6%，农村居民把高等农业院校作为子女求学首选学校的不到13%，重点高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将高等农业院校作为首选的不到1%。

　　农业院校学生就业受歧视

　　四川农业大学书记兼校长文心田认为，农业院校仍是传统轻农观念的“重灾区”，他们正遭受着学校歧视、地域歧视、身份歧视和性别歧视。

　　首先是学校歧视，同样的本科学校，同样的专业，农业院校低人一等。

　　四川农业大学一位毕业生参加招聘会，看到一家大型国企打出了“仅限‘211工程大学’毕业生”的招牌，急忙递上自荐书，对方却说“我们说的是211大学，不要农业的211大学。”

　　其次是地域歧视，农校生多来自农村，在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下，他们想留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工作仍然是个大难题，除了环境、心理上的适应，更难打破的还有诸多政策、制度上的障碍。

　　另外就是身份歧视和性别歧视。很多人认为，学农的就只能在农口就业，加之农村学生家庭社会关系薄弱，也限制了农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领域。在农业领域，女生的就业难问题尤其突出，许多学校女生就业率不到1／10。

　　农业院校突围

　　就业难、招生差，招生差、就业难，使农业院校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境地。

　　招生难如何破解？就业难如何破解？农业院校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是近年来农业院校领导们思考的问题。

　　于是，农业高校先从招生开始，改头换面，去掉“农”字。

　　“3年前，农业院校的领导们只要一碰头，就在讨论要不要改名的问题，似乎去掉‘农’字就是一根‘救命稻草’。”文心田回忆说。

　　西南地区有6所农业大学，现在只剩下两所——云农大和川农大，其余的都并入了综合类院校，还有一批学校最终更名。

　　不少学校压缩特色专业，扩招非农专业，致使全国农业院校中涉农专业的学生降低到在校生总数的15%。这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农业人才培养的传统优势。

　　一段时期内，这些办法的确取得了效果。塔里木农垦大学在2004年去掉“农垦”二字后，招生形势陡然好转。报到率由70%左右一路攀升，在去年超过了99%。

　　被就业牵着鼻子走，校长们开始对农业院校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开始争论。

　　“是培养‘通才’还是培养‘专才’？”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彤说，大多数农业院校都对此出现过彷徨，甚至还存在争论。是要基础扎实的本科生还是要职业型的“技能生”？

　　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就业率，招不到人，学校只有等死。

　　另一种意见认为，大学培养的是一种素质，不是提供技术工人的地方，农业院校培养的学生不仅仅是为了就业，更长远的利益是为了农业的发展，不能因为短期的就业率而放弃了大学的责任。

　　双方最终妥协，观点最终统一在“厚基础，宽口径，大平台”的人才培养模式上，培养既有本科素质又有高职能力的学生。

　　一些学校甚至放弃了专业局限，进行学科交叉培养，比如，农学专业不再仅限于本专业知识，还要对苗床、肥料、养殖、农机都有涉猎。此外，培养核心转向综合素质和动手能力，使学生养成一种勤于接受新知识的习惯，并提升其创新能力、表达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办学水平才是核心。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朱有勇则认为，去“农”是概念上的误导。农业虽为“弱势”，但特色明显。他说，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大半的情况，不会改变，去掉农字可能会丧失相应的资源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新农大副校长陈彤认为，如果太功利，放弃了许多传统专业，新农村建设还将有更长的路要走。

　　中国农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政府要的是执行者 农民要的是服务者 企业要的是营销员

　　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政府、企业、农民理解各有不同。

　　一位负责就业指导的老师下乡回访。基层农业干部告诉他：我们这里要的是“万金油”，派下去包村一顶一，猪犯迷糊、庄稼打蔫都找他。

　　政府希望的是个执行者，重在管理；农民希望的是服务者，重在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企业希望是个营销员，从农民那里得到更大利润。

　　依照行政命令下乡的农技员们得不到农民的好脸色。“上面让种什么肯定赔什么，技术员就是来监督我们种地的。”农民纷纷抱怨。

　　对企业的技术员，农民也不欢迎，认为他们不能真正地从农民利益考虑，更多的是卖产品。

　　曾一度被推崇的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订单农业也备受农民指责，他们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公司，并不是农民。

　　荣获2004年中国十大杰出农民的李兰江搞出了一套新模式，成立农民协会，让农民土地入股，协会采用统一管理，制定统一的棉花种植标准，提供统一的技术服务，统一销售，除去成本，谁地里的棉花归谁。

　　由于棉花质量高，产量高，农民协会的棉花每公斤比别人多卖两毛钱，农民收入大增。依靠这种模式，他们陆续建立其他农作物、畜产品协会，还成立了农民经纪人协会。农民经纪人协会与农民协会是共同体，双方共分利润。

　　目前，他们的多个协会已经发展到了周边几个县。

　　从新疆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的李兰江说，他们是在学美国大豆协会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农业协会不仅是一个经营者，同时还是技术服务的提供者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重管理，轻服务。这是目前政府农业部门存在的通病。”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彤认为，目前中国农业存在的问题是，政府投入不够，农技推广力度小，市场化程度不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许多发达国家都对农业予以补助，不但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研究、发展、推广农业技术，而且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许多协会、公司承担了大量的农业技术服务工作。

　　实行农业产业化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和促进分散的农户小生产顺利进入大市场。

　　陈彤认为，只有农业产业形成规模化，农业技术人才才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这决定了农业高等教育也必须有所突破，将经济管理、产业服务、社会科学等方向纳入学科体系，使学生熟悉掌握从生产、流通到走入市场的一整套市场化运作模式。

　　人才困境的突围方向在哪里

　　“人才流动是个市场问题。一般情况下，人才必然会流向工作条件更优越、工资待遇更丰厚、发展空间更广阔的岗位。”曾专题调研农业类毕业生就业的新疆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綦群高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基层需要人才、人才难下基层”的困境，最好的办法是缩小城乡差距。

　　綦群高说，一个国家尚未工业化之前，人才流向城市是符合规律的。只有国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到一定程度，这个现象才能得到改观。

　　当前，我国农业基础十分脆弱，农民收入增长仍不稳定，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还没有规范化、制度化，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要真正消除城乡差距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决定了打通人才流向农村的通道也必然是个长期、逐步实现的过程。

　　当前情况下，如何引导毕业生“下得去”，还能“用得上、留得住”？

　　“显然，靠政治动员，已和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相去甚远；完全靠市场驱动，农村又缺乏吸引力。”綦群高说，这就需要国家提供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大学生在就业较难的城市和就业比较容易、又有优惠政策的农村之间作出选择。

　　他从人力资源投资收益角度分析了大学生就业选择机制。

　　綦群高认为，政策激励能够对大学生就业起到积极作用，应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是要将下基层“制度化”。“大学生服务西部志愿者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化例子。制度化的方法弥补了或改变了市场选择的信号功能，按照市场选择的方式，如果一个大学生去西部工作，他一定被认为水平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是西部志愿者计划的参与者，这种感觉会自然消失。

　　第二是要正确设计收益的补偿即收益的货币化。要使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生活得到保证。

　　第三是要实现收益补偿的“多元化”。对下基层的毕业生应该在报考研究生、报考公务员、自由流动、货币补偿等多种收益方式方面统筹考虑，而且补偿措施要清楚。

　　第四是补偿“平衡化”，要保证大学生供给和人才需求大体持平。在现阶段，可考虑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建立一批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农业经济实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为农业院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要想让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就要给他们一个崇高的名义，一个充足的理由，一个可预期的发展空间，一个正常流动的退出机制，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优惠。”綦群高说。(孙海华 李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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