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没有相应的财务能力包办高校，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需要最大化的高教供给，那就要让高校产权多元化，让民间资源充分涌入高教领域。

　　对茅于轼先生关于高校应提高收费，以增加助学金和奖学金的主张，赞者有之，弹者有之，尤不乏道德判官慷慨激昂的重炮轰击。其实，高校收费，无须道德上那么高调，一个技术问题而已，完全可以从容讨论。

　　茅先生的主张本无可厚非。有钱人的孩子上大学，当然没有理由要纳税人补贴。通过提高高校收费，切断有钱人搭便车的通道，也使寒门子弟能得到救济，可谓善莫大焉。但茅先生的这个设想放在当下中国，无疑是太理想化了，因为高校提高收费，并不是没有前提的：

　　第一个是内部性前提，即高校财务制度的前提，高校财务必须要有严格的公众监督，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公正的转移支付系统。在这样的制约之下，高校才可能透明和廉洁，高校收费才可能不是无底洞。否则，高校收费再怎么高，恐怕也与绝大多数寒门子弟无缘，只会为高校腐败提供更多物质基础，徒然抬高寒门子弟求学的门槛。

　　高校提高收费的第二个前提，亦即外部性前提，就是高校市场的多元化。有人拿发达国家高校的平价收费反驳茅先生，这并没有反驳到点子上。因为发达国家高校收费制度是多元化的，而并非清一色的平价。这种收费上的多元化，主要基于高校产权的多元化。但凡是公立高校，收费都低，我走访过的马里兰州立大学和艾奥瓦州立大学，本国学生年收费好像不过6000美元，不过是一个普通公职人员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肯定远远低于培养成本。而名牌私立大学，譬如耶鲁，譬如哈佛，譬如斯坦福，就是天价收费，往往都在公立大学收费的十倍以上。这种多元化收费有它的理由。国家办的高校，国家就该承担主要责任。不是国家办的，国家也该承担责任，但更多的责任则要社会承担，尤其是消费者自己来承担。公立大学满足的是普遍需求，也就是社会的平均需求。国家有义务向公民的平均需求提供最大化的服务。私立大学满足的是个性化需求，高端需求，这种需求显然具有强烈的消费性质和投资性质，可以给当事人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高额回报。这种需求消费者个人就必须埋单，而不能自己受益，却主要依靠国家和社会埋单。

　　这就是说，高校可以高收费，但高收费既然带有市场性质，就应该与公权力划界而治。但凡属于公立高校，就无权对自己的国民高收费，而只能基准收费。高收费的那一块，必须拱手让给民间，让给市场。至于私立高校究竟收费多少，那就是两厢情愿，自愿选择的问题了，只要私立高校财务透明，收费用途正当，收得再高，他人也很难说三道四。

　　权力多大义务就多大。中国高校基本上不存在产权上的多元化，既然国家投资办高校，那么高校就应按基准收费，培养成本少数由学生个人承担，大部分由国家财政负责。至于有人说，这样的话，以我们现在有限的国力能办几所高校？那能上大学的孩子岂不是太少了吗？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国家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国家办不了的，把权力还给社会，让社会自己来办。如果国家没有相应的财务能力包办高校，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需要最大化的高教供给，那就要让高校产权多元化，让民间资源充分涌入高教领域。

　　到了这个时候，茅先生所谈到高校提高收费，才是恰逢其时。

　　□笑蜀(广州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