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关官员能不能站出来，维护教育的圣洁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比如汶川大地震当中有个别老师提出来，可以不顾学生的生命，自己能跑出来就行。据我了解，这样的理论在发达国家，在美国，在欧洲，在西方都是要受到普遍谴责的，但是在我们国家，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而且还请这位老师频频出镜，得到相当多的喝彩。比如贵州高中某一女老师，同时和她所教的两个男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两个男学生发生矛盾，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刺死了，这一个就关进了监狱，而这个老师仅仅是“双开”，从此人间蒸发。有关教育部门对这些严重丧失师德的行为缺乏必要的谴责，我认为，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教育官员不应失语。

　　勇于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王永亮先生提出的传媒精神很值得借鉴。他所说的第一个精神就是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传媒应该在言论立场上追求客观的原则，去掉抱有偏见、先入为主、断章取义的做法，真诚公开地向公众提供判断与思考。

　　第二个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教育传播者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高尚的情操、敏锐的观察力，坚守良知、维护正义，有理性、有激情，这就是我们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举高考为例，每年高考教育传播者都是一股脑儿去说高考，谁考了状元，多少分，高考的时候怎么采取各种措施，怎么保护高考学生，反正每年的6至8月份是最热闹的，恰恰忽视了落榜生。

　　第三个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只有不断怀疑，才能不断接近真相，才能不断接近真理。几周前，我来杭州参加大学生村官座谈会，组织部的同志介绍经验，说为了鼓励大学生当村官，研究生可以免考，我不认同。如果研究生要当村官，你有研究的能力不代表有当村官的能力，你学历高并不是干什么都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讲了上面这些，无非是启发人们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教育的现状，及时、有效、全面、准确，当然形象、生动、具体地传播中国教育更好。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日前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诚以为然。一句话，我们中国教育发展了，发展以后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去勇于解决，能不能重视发展以后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教育政策的制订者和贯彻者都值得思考的；而能不能够传播发展起来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如何正视、解决前进中的教育问题是更多传媒人永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