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等城市，阶层之间因经济地位不同带来的学生择校比例的差异就更大。父亲是私营企业主的学生的择校比例比平均水平(36.54%)高10个百分点，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管理人员，他们分别比中等城市择校平均水平高8个和4个百分点。

　　4.怎样获得招生信息

　　从国外的研究看，招生信息发布和招生程序对于结果的分布影响明显。本调查显示，通过亲友的经验介绍、托熟人联系校内人员仍然是获取招生信息的主要途径，通过公开程序获取招生信息的家长不足1/3。显然，政府应该对招生程序和标准加以管制，这比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择校都“亮红灯”更理性、更现实、更有建设性。

　　二、择校的方式和代价

　　每个家长都希望子女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但这毕竟只是愿望。每年能进入优质学校就读的学生规模是固定的，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家长实际上处于囚徒困境的状态。个体消费的可得机会严重依赖于他人的行为，于是，个体的行为集合必须加以修正。修正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竞争者的门槛。教育标准、社会资本和经济能力是三种普遍的门槛。

　　1.择校的方式

　　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已经证明，优质教育和其他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样，不存在固定的生产、供给模式，而是根据具体的技术和制度的变化，在具体的约束下选择最优的生产供给模式。所以，在招生过程中引入“排他装置”就是优质教育供给的关键技术。调查表明，家庭主要通过六种方式选择心目中的学校。其中，特长和学习成绩选拔是教育标准类筛选门槛，普遍为公众所接受，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大的社会接受性；通过就近买房和转户口的方式实现择校，是家庭社会、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世界各国家庭社会经济差异影响教育机会分布的主要方式；家长通过交纳共建费，通过对学校捐资或其他突出贡献而为子女谋取教育机会，这是学校直接参与影响教育机会分布的过程，也是公众意见最大的一种择校方式。

　　注：上图中E1、NE1、MC1、SW1、NW1分别指东部、东北、中部、西南、西北省份的省会城市，“2”则代表地级市

　　图5　省会城市择校家庭进入方式分布

　　从上图可以看出，择校的家庭中，通过特长生和成绩特别优秀等方式进入目标学校的比例分别只有6.16%和15.85%，而通过交纳共建费、就近买方、转户口、家长捐资或者做出其他贡献的方式获得择校权利者合计55.82%。不同城市家庭在择校手段上的差异，展示了招生中“排他装置”这一关键技术的地区差异。

　　在地区级城市中，通过特长生、考试成绩等教育标准进行择校的方式占据了更大的比例，通过就近买房获得择校权，在两个东北和西北的中等城市中成为占主要地位的择校方式，相应地，这两个城市通过共建和捐资进行择校的比例也最少。通过共建费、捐资方式获得择校机会，与通过就近买房获得择校机会，在中等城市中有明显的替代作用。

　　当社会分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时，制度环境不同，社会所能够接受的制度框架不同。学校为自己获得额外收益，往往被社会舆论所批评，而家庭通过购买房产获得稀缺教育机会时，实际上仍然是阶层分化通过市场发挥作用，但该标准的社会接受程度要大得多。

　　2.择校的经济成本

　　家长支付择校经济成本的名称很多，形式多样，有时候表现为家长直接支付给学校的赞助费、共建费，而有些时候表现为捐资、助学等。由于择校费的调查过于敏感，同时，“成本”作为代价和个人的感受有关，绝对的成本数字意义不大。于是，本次调查放弃对具体成本数目的调查，转而收集对“择校费用”的感受等替代信息加以分析。

　　在已经择校的人群中，63.79%的家长认为择校费用没有构成对家庭的经济负担；30.55%的家长感觉到了择校费用的压力，但还可以负担；认为超越自己负担程度的家长仅占5.66%。在未择校的家庭中，有16.1%的家长回答是家庭经济条件妨碍了择校，整体上经济成本仍然不是家庭择校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虽然择校的费用在家长的主观感受中不构成较大的负担，但是，经济能力仍然对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本次调查中，在提供家庭月收入信息的11,995份问卷中，家长的择校行为简单地与家庭月收入成正比，家庭收入越高，择校比例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