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择校集中体现了公共问题利益冲突、主张分散的特征

　　从狭义的角度看，“择校”是个典型的教育问题，更具体一点，是个招生方式的争论。然而，由于它和公众利益休戚相关，“择校”问题逐渐超越教育范畴，成为社会公共政策问题，它所承载的价值也变得日益多元化。

　　利益冲突。将“择校”机制纳入招生程序并不具备“帕累托最优”的特质。“选择者”获得的收益，如更友好的校园社会环境、更优质的教育、更佳的交往同伴，往往使得非选择者的受教育状况更差，如低社会声誉、教师士气低落、低期望值、不良伙伴等。

　　主张分散。在不同利益的激励下，家长的主张也呈现高度分散的状态，主张“选择”和主张“分配”的家长几乎同样多，根本无法发现其中的“交集”。政府和家长之间的利益差异也日益明显，政府基于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积极推动招生制度改革，而家长，尤其是地级城市的家长，却有着强烈的对考试的偏好。

　　3.治理“择校”是三种不同立场间的权衡

　　在“择校”问题上，有三个利益主体，分别是学校、家长和政府，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学校往往被认为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其实，我国教育界有强烈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式的“精英教育”倾向，义务教育“普遍、同一、免费”的价值观，虽通过全民动员式的义务教育普及方式引入我国，并没有浸透到学校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义务教育价值体系要成为教育机构内在的信仰，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内化”过程。政府的立场是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维护教育机会的公平和社会各个群体间的融合，而家长则天然地只考虑自己子女在未来世界里的竞争性品质的形成，因此，政府的均衡化诉求与家长的竞争性努力是存在矛盾的。治理择校，便成了在三种不同立场间的权衡。

　　六、政策建议

　　负外部性、多重冲突、利益权衡等特征，决定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政策仅仅用“就近入学”难以管制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从政策目标上讲，如果完全的“就近入学”是政策的最优状态的话，那么，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学校永远存在的差异，就决定了优质学校机会的最优配置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此，用大家相对能够接受的标准确定“次优”的优质学校招生政策，就是一种制度上的改进。

　　1.次优政策之一：改革教师工资制度，适度突破以县为主

　　治理择校产生的负面影响，仅靠严格监管，成本高、效果差，需要调动学校、家长自身的动机，达到一个治理程度可以接受的水平。一方面，学校要厘清教育事权，配合预算制度改革，实行教师岗位工资制，废除教师结构工资制度，从根本上去除学校的牟利动机；另一方面，在城市适度突破“以县(区)为主”的管理体制，将优质学校教育机会实现跨区发展，让学校与城市化进程同步，同时，通过合并、拆分、流动等，增加优质教育机会供给，让优质教育机会“通胀”，减少优质学校教育机会的收益。

　　2.次优政策之二：透明的招生程序和招生标准

　　在家长方面，尊重家长基于自身利益所产生的强烈择校冲动，但必须减少择校概率，将家长个人选择带来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下。择校越来越难，自然会增加择校过程中以权谋私、教育腐败的收益。这时，标准透明、程序公开，在阳光下运作招生程序是唯一的选择。日本优质学校“抓阄”式分配方式，新加坡一些学校家长为学校做“义工”获得优先权的方式，美国优质公立学校通过个性化的招生标准选拔学生的方式，都是用教育门槛代替权钱门槛的范例。

　　3.次优政策之三：需要借助多种途径分担择校压力

　　择校，是社会分层加剧在义务教育机会分配中的体现，即使财政改革完全消除了学校的逐利动机，家长择校的动机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投射在学校身上，于是，必要的压力分担机制是维护学校健康状态，重塑学校良好社会现象的必要条件。

　　(1)民办和补习学校。健康的市场经济结构需要多个供给者建立恰当的竞争关系，才能保证市场的效率；教育服务的供给也需要多种性质的供给者，才能满足多元化的需要。单一的公立教育体系，不仅难以做到满足多元化的需要，而且，难以避免市场因素对公立学校精神的“侵蚀”。在多样化需求面前，民办学校和补习学校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很好地满足市场力量的教育诉求，形成民办、公办、补习教育的供给链，做到“各行其道，各负其责”。

　　(2)严格学区划片标准，将市场的择校压力释放到地产购买上去。优质学校会提高学区内地产的价格，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然而，它是社会问题，并不影响学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信誉。在社会分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择校压力通过地产购买转移出去，是维护学校基本价值体系的“次优”选择。

　　择校作为当前社会矛盾在教育中的集中体现，对它的治理需要多种措施同时实施，而每一种措施实施后，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方式。这一切都决定了解决择校的负外部性，同时提高义务教育学校效率，需要有长期的、完整的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非完美的状态，但是，不管怎样，就择校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对于培育社会理性选择行为，奠定素质教育改革的群众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曾晓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