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63岁的吴启迪上世纪80年代自瑞士博士学成后，在同济大学工作了18年，从教师一直做到校长。2003年她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工作。

　　2008年，吴启迪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吴启迪离开教育部副部长的职位已近2年。在制订此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她担任战略组组长。

　　这部分是纲要的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吴启迪说，中国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

　　文理分科

　　支持和反对声音均等

　　新京报：听说这个征求意见稿经过了很多次修改。

　　吴启迪：我们公开的讲法叫16稿，但所谓稿不是指修改的次数，修改了无数次，重大修改有40多次。

　　为什么？在教育问题上，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比如公平和质量，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看法。像北京、上海，公众要求很高，他们经济条件比较好，享受优质教育的愿望很强烈，希望有很个体的教育。但大量的西部和农村，更希望公平一些。

　　新京报：纲要提出了对教育的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的方针，把公平排在质量的前面。

　　吴启迪：公平和质量之间好像有点对立。这些年对教育公平的讨论很多了，但是不能不考虑提高质量，特别是培养创新人才，座谈会中一些专家提得比较强烈，因为我们是处在世界的人才竞争中。所以这次我们把公平放在前面，质量放在后面，工作方针这几句的次序是有讲究的。

　　新京报：这次纲要制订中关于文理分科争议很大。

　　吴启迪：各种不同群体的要求不一样。征求意见后，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回馈的消息是支持文理分科和取消文理分科的几乎一半对一半，所以达成共识挺难的。

　　我以前在高校，我希望不要文理分科，希望学生进到大学来在文理修养就比较平衡，不要进来还要再学大学语文，甚至我们希望外语在中学就解决掉。我们的大学校长觉得不要文理分科。

　　但到了家长那边，觉得文理分科还能减轻点负担，一些学生喜欢理科可以多学点，文科可以少学点。尤其是这几年已经文理分科了，有些家长觉得重新不分科，以前的努力白费了，也就反对文理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马上在纲要中怎么去具体规定呢？我们有的话讲得比较原则，但是大家还可以具体去体会。

　　新京报：你做过大学校长，希望学生入学时各方面都比较平衡，但中学校长可能会觉得，高考靠分数录取，是你逼着我这么干的啊。

　　吴启迪：对啊，我能理解。所以这次纲要强调育人为本，就是要强调培养学生怎么做人，而不是仅仅用高考分数来衡量。当然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

　　新京报：为什么？

　　吴启迪：今天和以前情况不一样，现在有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用人，片面追求学历。原来大专生不能应聘公务员，我做过大学校长都觉得这没必要，有时往往是选人没有水平造成的，因为他不好判断，那看学位就比较简单，这是比较偷懒的一种办法。这个问题最近已有些改变。

　　现在还有独生子女问题，家长都希望小孩特别优秀，每个都想去上名校，其实这是什么国家都做不到的，这就导致了今天这种状况。

　　学习型社会

　　终身教育体系很重要

　　新京报：这里就出现了公众讨论中不太关注的家长因素。

　　吴启迪：家长关心分数，进大学，进好大学，往往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包括他健全的体魄、心态、性格、道德等，这次专门讲到了家长应关注孩子的注意力和兴趣，不要把注意力太多的放在上大学上。

　　新京报：一位中学老师和我说，她在教育自己孩子时也很困惑。

　　吴启迪：老师也有子女，教育原则她也知道的，所以她会感到很矛盾。我想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的纲要指出来这个问题，要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通过将来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所改善。

　　比如我们提学习型社会，你可以读完高中，暂时不读大学，因为以后还有机会，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

　　举个例子，发达国家高校的毛入学率要远高于我们，但有一个国家比较低，就是瑞士，比我们略高，也低于30%。原因就是这个社会已经比较理性。比如我们讲职业教育很光荣，但是没人信，因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比不过本科生。但在瑞士，钟表匠工资很高，一点不比大学毕业生低，所以不见得高中毕业就马上上大学。但瑞士统计出来全国人口中经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大高于我们，因为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大学，而不是高中一毕业就进。我们为什么紧张？因为人们习惯只有高考那一架独木桥。

　　所以我经常说，终身教育体系很重要。用人单位不要把公务员起点一定搞到大学毕业，他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再去深造。